长武不会忘记--大江法律服务网官网-www.flfww148.com

1962年，一封从西安市中心医院发出的信摆到了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领导的案头。这封信，实际上是一份主动请缨的请战书。信上说：“在当前困难时期，作为一个党员（特别是受党教育时间较长的党员），应当挺身而出，走上战斗的第一线，走上工作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带动广大群众，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坚决奋斗！因此，我愿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工作，为改变农村工作状况，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出一份力！”信中还说：“很久以来，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农村工作全面，实际，具体，生动，丰富。‘六十条’公布施行之后，并不是问题都解决了，只能说是提出了前进的正确方向，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如果组织能让我下去，我想回本县去。因为解放前后都曾经在那一带斗争过，工作过，不仅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而且一般情况（也）比较熟悉，工作可能好做一点。另一方面，按照我的身体情况，生活方面也好适应一些，便于坚持不懈地去工作。”信中恳求：“我想目前正是下面工作需要人的时候，组织会给我以机会，让我能再经受一些实际工作的磨炼，以期在今后的年月里，能够再好好做一些工作。”

信的最后设想，假使组织批准他的请求，他向党庄严保证：“努力做好工作，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

这封信，其言谆谆，其情殷殷，其意切切，字里行间跳动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党分忧、为国尽忠的赤诚之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那一腔沸腾的热血，感受到了那一片浓浓的乡情。

其时的崔鹏程同志，已经在陕西省计划委员会综合处处长的位子上干了6个年头。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这个岗位无疑称得上是位显权重。

其时的崔鹏程同志，胃部第二次穿孔，在西安市中心医院施行了手术，将胃次全切除（五分之四）。医院开出的证明是“最少需疗养1年”。

崔鹏程同志想回故乡长武工作的想法，首先遭到家人的坚决反对：爱人刚刚在陕西中医学院负责人事保卫工作，如果他回长武，这一合适岗位则面临泡汤；几个幼小的孩子，也要放弃省城优越的教育条件，回到文化教育还很落后的家乡上学；生活则要从省城的高楼大厦转到长武的土窑洞，反差不谓不大，而且举家已在省城住了10年以上，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尤为重要的是，爱人和孩子都担心他刚刚做过大手术，回县上工作，身体吃不消。一旦病情发作，不仅要拖累家人，而且他本人要承受极大的痛苦。

亲朋好友听到这个消息，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尤其是和他一块战斗过、工作过的同事，有的打来电话，有的写来书信，有的捎来叮嘱，有的专程登门阻拦，陈明利弊，直言相劝：人家寻情钻眼往省城调，你却从省城往乡下跑，县上的条件哪能和省城比？再说，你的身体状况绝对不适宜在县上工作了。

面对亲人和朋友的忠告，崔鹏程同志辗转反侧，权衡再三。他知道，他们说的都不无道理，也都是一片好心，是为他好。但此时占据他脑海的，却是故乡长武县城那狭窄而又凹凸不平的街道，破旧零碎的店铺门面，车马店式的陈旧旅社，以及农村那些十多年未变的残垣断壁、地坑土窑。一想起这些，他就心急火燎，似乎听到了家乡对他的呼唤。尤其让他揪心的是，他的兄长崔景星和岳父王庶民两位亲人都为了长武的解放事业，于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长眠于这块血染的黄土地上。他如果不能为家乡建设出力，听任这种落后状态延续下去，那就既愧对家乡人民，更愧对两位亲人和其他烈士的英灵。

想到这里，他感到那些职位、名利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于是，他不再犹豫徘徊，不再举棋不定，顿时变得心明眼亮。他“驳”回了亲人们的相反意见，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力排众意，于病榻上写出了给省委组织部的信。

1962年8月，崔鹏程同志带着继承两位亲人烈士遗愿的满腔豪情和改变家乡面貌的雄心壮志，回到阔别12年的家乡长武，担任了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

民心工程

1962年的长武，经济仍然十分萧条，百废待举，百业待兴。

崔鹏程同志尽管对故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有不少了解，但他下车伊始并没有轻易地发议论，而是按照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等一套马列主义的工作方法，挤时间串机关，下农村，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寻找改变长武贫穷落后面貌的突破口。

长武县城就在沟边，历来缺水。城内的机关单位和居民生活用水不是从城北边的北水沟里汗流浃背地往上担，就是从深井里往上绞，异常艰难。特别是雨雪过后，北水沟坡陡路滑，常常有担水者滑倒跌伤，摔成骨折。一个国家干部因担水滚沟，竟然断送了性命，使后来者闻之不寒而栗。从20几丈深的井里绞水，搭双桶，至少需两个强劳力同时上手才能作业，更是谈何容易！在这里，用“滴水贵如油”来形容水的金贵，似乎一点也不过分。鉴于对生活用水的迫切需求，县城里常年有几十个青壮劳力专门以担水卖水为营生，足见其缺水之艰难和严重程度。

崔鹏程同志抓改变长武面貌的基础建设，就从这里入手。他先组织水利技术人员下沟勘察，选定抽水站址和架设管道的线路。再在县城反复勘察，选择储水塔的位置。那些天，他茶饭不思，整天和水利技术干部泡在一起，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拿出一份翔实、细致的工程计划报告，上报省、地。在他的运作下，项目很快被批准。他又专门请来了省财政厅一位副厅长亲临现场考察，当场拍板解决20万元扶持资金，使工程很快上马。在施工中，他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工程于1963年年初动工，到当年7月中旬一次试机成功。试机那天，县城热闹破了，干部群众奔走相告，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也赶来看新奇，锣鼓咚锵，鞭炮齐鸣，人山人海，欢声雷动。那清甜凛冽的泉水，通过钢管和龙头，流到了机关、学校、医院，流到了工业企业，居民宅院，流进了老百姓的心里。从此，长武县城彻底告别了深沟吃水的历史。

1962年，长武老百姓的生活仍十分困难。克山病、大骨节、甲状腺肿等三大地方病肆虐蔓延，贫血、子宫脱垂等营养性疾病对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也构成极大威胁。

崔鹏程同志从调查中得知，不仅疾病严重，更要命的是县里医疗设施、医疗条件极差。县医院刚从大彬县分回不到1年，蜷缩在一个狭小的院落里，尽是些低矮的厦房，而且年久失修，下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承担10万人口防病治病任务的县医院，仅仅20张病床，常常人满为患。病房无任何隔离设施，一遇传染病，医护人员就束手无策。一个简陋的手术室，也是临时凑合起来的，正规的手术器械根本谈不到。崔鹏程同志从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使他大吃一惊，心灵深处被深深震撼。解放13年了，想不到家乡的县医院条件是如此之差！

他抓紧组织县上文教卫生、计划、财政等部门的同志准备了多日，然后带上三大地方病发病数据和县医院医疗卫生设施状况的材料下咸阳，进西安，走机关，寻领导，奔走呼号，吁请为长武建一座新县医院。他的调查工作扎实细致，他的报告材料有根有据，他为老百姓请命的赤诚溢于言表，终于感动了各级领导和各有关部门。于是，争取到了为长武县医院的立项。接着，他又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勘察设计。他要求工程技术人员加班加点，3天拿出设计图纸，火速上报省、地有关部门。

在他的精心策划、精心组织下，县医院建设项目于1963年正式立项，省、地投资也及时到位，工程很快开工。此时，崔鹏程同志虽然肩负县里的全面工作重担，但一有空就往县医院基建工地跑。他一再叮嘱管理人员，施工要高质量，要建一座西兰路上一流水平的医院。1964年，一次他从省、地开会回来，一下汽车，顾不上回机关和回家，就先到县医院工地检查一番。

1965年，备受长武人民关注的县医院建成了。新医院宽敞、明亮，建筑面积比原址扩大了五、六倍，而且增添了X光机等大型医疗器械，成为咸阳地区北五县中的第一家。当医护人员从旧址搬往新医院时，真象过年一样，张灯结彩，笑逐颜开。从此，长武有了真正的防病治病医疗中心。

崔鹏程同志对其母校—长武城关第二小学情有独钟。这是一所由王庶民烈士于1934年创办的学校，先后有几十名进步学生从这里走出去投奔了革命圣地延安，其中就包括后来在革命队伍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鱼笃、崔鹏程、黄夫亚等。1950年，崔鹏程同志就亲笔撰写过《长武小学教育的里程碑》的文章，1959年又为母校校史撰写过《序言》。母校，是他一辈子忘不了的地方。此次回县后，面对当时仍十分简陋的城关二小，他感到愧疚，感到对不住母校，更对不住母校的创始人王庶民烈士。在他的努力下，从省、地争取到一批投资，新建了不少教室和教师宿舍，设置了图书室、阅览室等，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面貌焕然一新。加上师资力量的加强，使城关二小跻身于陕西省重点小学行列。

三大工程象3颗璀璨的明珠，在古老的鹑觚高原熠熠闪光。它们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和希望，带来了温馨和吉祥。每当人们端起清甜的自来水，每当人们在县医院就诊看病，每当人们迎着晨曦送孩子上学，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崔鹏程县长。

春潮涌动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崔鹏程同志正是这样的革命种子。他在长武工作的两年，长武这块古老的土地就象加入了发酵剂，焕发了青春一般，沸腾起来，到处涌动着革命的春潮。现场会，经验材料，新闻记者，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崔鹏程同志由省计委综合处处长改任长武县委副书记、长武县县长，工作环境、内容、角色都来了一个大转换。但他抱定“到农村工作，就要先学会农业生产”、“要领导农业生产，就得学会农业生产”的信条，虚心向基层学习，向农业、水利技术干部学习，问计于农民，时时、处处注意总结当地老百姓创造的新鲜经验，努力使自己尽快由“外行”变成内行，尽快去适应并掌握领导农业生产的主动权。

长武土层深厚，但沟壑纵横，原面凹凸不平，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崔鹏程同志上任不久，就采纳水利部门的意见，安排在城内东街修沟头防护工程，在城西三里碑修拦洪大坝，确保县城不再被西来的洪水淹没或被东去的洪水冲刷继续塌陷。在面上，他呼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保水保土，保子孙后代的饭碗。在他的呼吁下，县委、县政府部署在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队队摆战场，社社搞会战，农田基建工地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一派生机。1963年，咸阳地区在长武召开了农田基建现场会，向全区推广长武的经验。

长武人民历来就有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在毛主席“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下，解放初就曾掀起过植树造林的热潮。城关公社李家沟大队的赵建林就曾荣获过全国造林劳动模范的殊荣，爱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60年刚刚在全县露头的队办林场更是开了新生面。

崔鹏程同志回县工作时间不长，就到芋元公社柳泉大队林场作了考察。当时这个林场已初具规模，造林500亩，植树10万株。特别是林场场长年轻有为，使他打心眼里高兴。他当场兴奋地预言，柳泉林场有年轻人接班，有后劲，有潜力，前景广阔，并勉励他们继续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绿化荒山荒坡。

崔鹏程同志还从芋元公社的芋元、冯家岭林场和彭公公社方庄林场、路家公社董兴林场的实地调查中，发现队办林场这一组织和生产形式是绿化荒山荒坡，促进植树造林运动持续发展的好形式。因此，他在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和1963年的群英会上大力宣扬，倡导，提出要落实“四定”（定领导、定人员、定地块、定任务），大办队办林场。此后，队办林场如雨后春笋般在长武高原一个个破土。在品种搭配上，他强调经济林和用材林结合。1963、1964两年，着农业部门先后从周至陕西省果树研究所和泾阳、三原等地调回数万株苹果、香蕉梨等树苗，在长武高原生根开花。1963年，县委、县政府在相公公社召开了现场会，交流了队办林场的经验。1964年，咸阳专员公署又在长武召开了队办林场现场会，向全区推广。

后来的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继续沿着这条思路抓队办林场，成绩日渐显著。1973年2月在咸阳地区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上，县委主要领导还就笔者撰写的一篇题为《队办林场，大有可为》的材料，作了重点介绍，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人民日报》、《陕西日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先后作过多次报道。全县队办林场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发展多种经营，改变单一种植模式，是崔鹏程同志从省上工作时就已经形成的思路。他一回到长武工作，就致力于落实这一重大举措。针对当时农业经济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结构单一，老百姓钱袋子空空如也的实际，崔鹏程同志首先抓了引进新疆良种棉KK1543，1963年分别在芋园公社的东嘴大队和冉店公社的谢家河大队旱地试种。当年，竟然获得了亩产70斤的好收成，对关中道水地棉花主产区形成极大压力，也引起省、地领导和农业、科研部门的高度重视，各方面人士和新闻记者蜂涌而至，争先恐后调查和采访长武旱地棉花丰产的诀窍。第二年，崔鹏程同志又派人专往新疆调回棉种数万斤，除本县种植外，还支援了淳化、旬邑两县。

于此同时，他还抓了城关公社的油菜丰产试验，1963年成为咸阳地区的高产典型。抓了大家畜品种的改良。安排农业和供销部门从新疆买回数百头新疆牛和良种马，并在县农场和配种站示范繁殖，取得成功。在他的亲自参与下，农业局在彭公公社大兴大队召开了全县蔬菜工作会议，使队办菜园很快发展起来。他列举的城关公社北关大队尚汪波圈养奶山羊、董希岐庭院种植苹果等活生生的事例，更使与会同志受到启迪。

在他的倡导下，多种经营开始在长武高原蓬勃兴起。

在长武，有的人时间虽然漫长，却是那么容易被人遗忘，而崔鹏程同志回长武工作只有短暂的两年，却在故乡的大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使人挥之难去。

中共咸阳市委原书记祝新民同志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在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说，他在长武下乡时，问及当地的老百姓，从1949年解放到现在，哪位县长当得最好，在场的老百姓异口同声地回答：崔鹏程。

这真应了那句古话，政声人去后，山间问野人。

这就是口碑，这就是人心，这就是历史！

（马骏英 1942年生，长武县马寨村人。曾任中共礼泉县委副书记、咸阳市档案局局长。现为陕西老年诗词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