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提起了这凝重而殷切的笔……1984年5月16日——那个我生命中最寒冷的日子，我最敬爱的父亲，在被病痛和命运折磨了几十个春秋之后，终于像一盏耗干了油的灯，慢慢地熄灭了。他年仅61岁就过早地抛下了刚刚步入中年的妈妈和我们几个正需要他疼爱的儿女，永别了他挚爱的家乡和人民，离开了他至死不渝的事业和理想，永远躺在了长武高原的大地上。父亲入土的那一刻，前来送葬的有曾与他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有曾与他并肩工作过的老同事、老部下，有与他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有他帮助过的农民，还有他关爱过的孩子们以及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和无数个父老乡亲。迎着渭北高原上乍暖还寒的风，肃立在父亲的墓前，那撕心裂肺的悲痛，那感天动地的悲壮，定格成一个永恒的画面，永远镌刻在我的生命
里，留下了足以激励我一生的力量和责任。
父亲的一生虽只有60余载，却波澜壮阔，蹉跎坎坷，有苦难而勤奋的少年时代，有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还有为祖国建设呕心沥血的岁月，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磨难，还有晚年在病榻上壮志未酬的抱憾！在他人生几次最重要的抉择中，父亲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楷模，像山一样耸立而挺拔，像梁一样宽广而雄厚。
我很早就决心要为父亲写些什么，然而几十年来每每提及心泪如雨，思绪万千，唯恐我的拙笔浅识有碍于我心目中那神圣的父亲。时至今日，是许多没有忘记父亲的老前辈给了我机会和勇气，让我打开沉积在心中几十年的思念，汇入他们撰写的这如潮的缅怀中，为父亲留下一部珍贵的纪念，竖起一座人们心中的丰碑。
父亲的人生抉择
父亲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封建大家庭，从小父母相继去世，他和哥哥成了孤儿。他们虽见过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备受凌辱和苦难。为了生存，我的大伯父从小就去棉花作坊做工。父亲从小聪明好学，品学兼优，有幸结识了一位进步教师李宽夫，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父亲靠自己的刻苦与勤奋获取了奖学金，坚持读完了小学，并考取了彬州师范，在那里的教育主任、共产党员严赞禹的直接影响下，父亲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逐步树立了革命思想。母亲至今还珍藏着父亲获得竞学会第一名的照片。他虽然穿着露着脚趾的鞋子，却在照片上赫然写下“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言壮语，表达了父亲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报国的情怀。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难之际，父亲毅然决然从彬州师范退学，奔赴陕甘宁边区，经习仲勋介绍进入鲁迅师范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父亲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抉择，它奠定了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光辉的一生。
父亲先后将自己的十多位亲人及好友都带进了革命队伍，有自己的哥哥崔景星，堂兄弟崔景巍、崔鹏，王庶民、王星魁父子（后来成为我的外祖父和舅舅）等人，其中王庶民、崔景星成为长武地下党的领导人。1949年7月14日，就在长武即将解放的前夕，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王庶民、崔景星等共产党人相继被捕，坚贞不屈而英勇就义！父亲在敌人的“悬赏”、“搜捕”下，经群众掩护死里逃生。但自己的亲人和战友在黎明前倒下，使父亲痛不欲生，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完成烈士未尽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民奋斗终生的信念。
解放初，以父亲的政治思想水平、工作能力，曾有机会到北京中央机关工作，这对自己的前途、事业都是不可多得的机遇，然而父亲放弃了这次升迁的机会，留在了基层，留在了穷乡僻壤的长武故土，留在了自己曾经出生入死，亲人和战友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他想的是自己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民情，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亲人和战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自己岂能贪图荣华和享受。这是父亲人生的又一次重要抉择，是一次有可能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抉择。前不久，我在北京拜访了父亲当年的老战友，就是那次调到北京，后来在总参三部担任重要职务的黄夫亚叔叔，他提及这件往事仍感慨万千，说父亲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听此言，我相信尽管父亲后来历尽磨难，但他一定无悔自己的选择。
从1949年到1962年间，正值父亲的中青年时期，他以满腔的热忱和忠诚，充沛的精力和干劲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于父亲卓有才华，思想敏锐，进步很快。正当父亲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命运又出现了一次更加严峻的考验与抉择。由于童年的贫寒，地下工作的艰苦，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加之繁忙的工作，父亲病倒了！胃穿孔大出血，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当时我只有8岁，看到病床上骨瘦如柴、极度虚弱的父亲，我不敢抬起泪流满面的头，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父亲那坚韧、慈祥而炯炯有神的目光。当时医院诊断书上的意见是“全休，疗养”，组织上让父亲安心养病，然而父亲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他不去疗养，要重返长武工作！消息传出，众亲友哗然一片，前来劝说着络绎不绝。有人说他太傻，太迂腐；也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太不现实；还有人说他太自私，不为家人和孩子着想；更多的亲友担心他大病初愈的身体和基层工作的繁重。面对这些，父亲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好意，但决心已定，不改初衷，正式向省委组织部提出了申请。就这样，父亲放弃了省城的优越环境，和母亲一道带着我们全家回到了长武——这个贫穷的小县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父亲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倾注了他对故乡和人民的满腔热情与忠诚，除了他那只有常人五分之一的胃需要少食多餐外，没有人能看出他是一个做过四次手术，需要疗养的人。他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全县的村村寨寨，沟沟壑壑，长武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坚实而闪光的足迹。父亲重视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一场精彩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辅导报告，至今在许多老同志中传为佳话；父亲注重教育，爱护和重用知识分子，亲自为长武引进了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类人才，他作为县长亲自组织春节茶话会，温暖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使他们安心留在这穷乡僻壤，为这里的建设做贡献；他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引水发电，使这偏僻的小县城有了电灯，用上了自来水；在他的多方努力下，有了初具规模的县医院；他大抓农田基本建设，开展多种经营，使黄土高原上也成功地种出了棉花······这些发生在40多年前，父亲为老百姓做过的实事，好事，至今还在那里人民的口碑中流传。有一部描写优秀共产党人的电影《焦裕禄》，母亲和我们流着泪看过很多遍，那里边似乎处处有父亲的身影，它也是父亲在长武工作的真实写照。父亲在长武任职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他以远见卓识的领导才能，大刀阔斧的工作魄力，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超前的思想意识和高水平的文化修养，谱写了一部知识型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光辉篇章，成为他革命道路、政治生涯乃至人生中最具光华的岁月。
这就是父亲人生中最重大、最严峻的一次抉择。由于这次抉择，不仅改变了父亲后半生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对于这次抉择的功过是非，至今众说纷纭，父亲用他多灾多难而不改初衷的人生历程，用他悲壮而顽强的精神乃至生命给所有的人，留下了一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人生价值观的试卷。
政治浩劫身残志坚
正当父亲为长武的建设呕心沥血并卓有成效的时候，1964年，传达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的县委扩大会议，使父亲蒙受了不白之冤。受批判，被免职，被审查，没完没了，以至几乎被开除党籍，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两年之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也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了父亲和我们全家人的头上。抄家，批斗，游街，关“牛棚”，无一幸免，受尽了摧残。
我是家里的老大，虽然当时也只有十三、四岁，但仍以稚嫩的肩膀帮助父母扛起了这场灾难。我记不清陪着父亲开了多少次批斗会，搀扶着父亲挂着牌子游了多少次街，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着的木牌我常常帮他抬着。父亲住“牛棚”的日子里，为了照顾身体虚弱的父亲，几经努力才允许我陪住，我和父亲相依相伴度过了一段最难熬的日子。那时，妈妈正怀着小弟弟，身体很不好，自己也要挨批斗，几个妹妹还小，我一边上学，一边帮妈妈料理家务，每天给爸爸送饭。白天，父亲被拉去参加没完没了的批斗、学习，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检查”材料，我常常先躺在地铺上用自己的体温给爸爸暖暖冰冷的被窝。
面对这些磨难，我哭泣过，退缩过，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呀！当我听着批斗会上的口号声，心惊胆战地等候父亲的时候，我偷偷地哭过；当我在校园里、在大街上被称作“狗崽子”，听到高呼着父亲的名字喊“打倒”的时候，我委屈地哭过；回到家里，看到劳累而憔悴的妈妈，我不忍心哭诉，面对饱受折磨的爸爸，我更不敢流泪，我只有在无人的旷原上放声大哭，倾诉心中的悲愤！有一次，我看着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就问爸爸，我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经受这些？爸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共产党员的女儿应该早经风雨，你是在陪着爸爸一起过社会主义革命关呀。在“牛棚”的日子里，最温馨的时刻，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父女守着一盏小油灯，听爸爸讲他童年的故事，讲他参加革命后的斗争经历。他说，比起随时会牺牲生命的革命岁月，今天的这些磨难算不了什么，他坚信党的阳光很快会照亮这里。父亲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教育和感染着我，使我更快地长大，更快地学会了坚强。
“文革”后期，全家的生活也过得非常拮据。家里上有年迈的奶奶，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弟和我们几个正长身体的孩子，粮食不够，父亲的工资大部分不得不用来买高价粮补贴。爸爸的身体受尽摧残后越来越差，但却没有什么营养品，家里有限的细粮就算是奶奶、爸爸和弟弟能得到的特殊待遇，妈妈、我和妹妹很少吃一个白馍。爸爸疼爱我们，把给他端去的白馍分给我们时，我们都会悄悄地放回去。生活上的艰苦还不算什么，精神上的压抑是最难熬的。我们全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可言，我和妹妹除了上学，就是忙家务，很少像同龄孩子一样去玩乐。我爱好文艺，在爸爸的鼓励下，参加了生产大队和学校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都是利用晚上排练，爸爸经常等我到深夜。我们的宣传队办得很红火，我成了一名骨干，经常到乡村为群众演出。这些经历，是那个年代留给我最快乐的回忆。
就在这样的日子快熬出头的时候，又一场大难降临了！1970年的秋天，父亲不幸从窑洞的崖背上摔下，造成了右脚踝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在医院手术时，取出了一堆碎骨，我第一次听见爸爸疼得大叫。由于父亲身体虚弱，伤口感染，引起多种并发症。长武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普通的抗菌素无效，父亲一度生命垂危！幸而有一位空军某部的首长，途经长武时出了车祸，也住进了县医院，得知父亲的病情后，立刻将空运来的特效抗菌素支援给父亲一部分，这才使父亲起死回生。在长达几个月的治疗期间，父亲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每天要从脚腕的大洞里换排脓的纱条，晚上基本上是靠镇静剂才能睡觉，我和妈妈抱着爸爸的脚试着挪动来减轻他的痛苦，稍有不慎，立刻会使爸爸疼得大汗淋漓。最终，父亲以超常的毅力重新站了起来，但却落下了永远的残疾，右腿短了几公分，从此只能依杖走路了。
传达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的县委扩大会议的极左和“文革”的浩劫，留给我们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一般的记忆，命运的磨难，留给父亲永远无法痊愈的病残。然而，父亲的意志和信念从来没有被摧垮、被动摇过，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残酷的岁月就像试金石，验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忠诚。
清贫而壮心不已的晚年
随着“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迎来了新的春天，然而父亲却再也无法盼来他生命的春天。尽管他殷切地盼望能够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这是他对组织、对同志、对亲人、对所有的人无论交谈还是写信中提到的最多的话题，最大的心愿，但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和打击，使父亲的身体多种疾病接踵而来，已无法承担正常的工作任务，他再也没有回到他日夜思念的工作岗位上，这是父亲人生最大的遗憾！父亲人生的最后岁月，是在与病魔的顽强斗争中度过的，也是在对祖国的建设、对家乡和人民的关切和牵挂中度过的。
面对父亲每况愈下的身体，母亲很想为父亲改善一下生活环境。在落实干部政策的时候，母亲曾有机会调回省卫生系统工作，父亲也有可能将组织关系转到省上安置，这对父亲的身体和全家的生活，都是一次新的转机。但父亲表示，同意母亲调走，他不离开长武，他毅然做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放弃享受，甘愿清贫。对此，母亲和我们曾百思不得其解，多少年以后我们才理解了，父亲不愿去过彻底赋闲养病的日子，他不甘心，放不下未完成的长武建设的蓝图，他想把生命的最后一分热和光留在这片与他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土地上，他要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他不后悔。
最终，母亲也放弃了调动的机会，陪伴着父亲一直住在长武的农家小院里，他们住的是窑洞，睡的是土炕，吃的是井水，拉的是风箱。1980年，我爱人第一次和我回家，曾开玩笑说：你们家怎么还像在旧社会。当时长武的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确实还很差，连普通的面包、取暖的蜂窝煤也需要从西安带回去。
然而，父亲晚年的生活虽然清苦，但绝不空虚，他一直在为他的信念和理想而不屈不挠地活着。到晚年，他几乎全身无一处健康，唯独一双眼睛依然很好，真所谓心明眼亮。父亲一生酷爱学习，几十年来坚持订阅多种报刊杂志，他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珍藏的十几箱书籍和按月装订成册的报刊。父亲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读书、看报、看文件、看电视新闻以及给亲友和孩子们写信。在身边照顾他的妹妹，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单位取报纸。大家都知道，崔县长的报纸是绝不能少的。父亲对看过的重点和相关内容都做了圈点、批注，让妈妈和弟妹们阅读；他经常去机关看文件，了解党的政策，关心长武的各项工作，向有关部门交流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凡是去看望他的同志、亲友，他都要询问各方面的情况；我每次回家都要详细向父亲讲述我的工作、学习和社会新闻，就连妹妹每天外出办事回来，也要给爸爸讲讲外面的事；到家里为他看病、打针的医生、护士，为他理发的师傅，送菜的老农，他出去散步遇到的邻居、乡亲，他都要与之交谈。父亲是在用一切机会保持着和外界的联系，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国家的变化。父亲没有被疾病困在自家的小院，长武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拄着拐杖徒步视察的身影，电站、林场、果园、科研中心、水利工地······他经常去学校了解教育界的状况，曾给灵凤、东街等学校赠送书籍；他鼓励和帮助家境贫寒的有志青年考上大学，帮助有困难的生产队购买发电机······后来，他的记忆力严重减退，举步维艰，只好随时把想到的问题和要办的事写在纸条上，让妹妹或其他人去办。1984年3月27日，距父亲去世仅有40天的时候，他还给我爱人王红旗写信，让给长武的农民技术员联系学习培育园林花卉、种西瓜、养金鱼等有关技术和经验，因为红旗的父亲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老园艺工，这方面很专长。父亲在信中叮嘱：“这件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要使他们满意而归。”父亲所做的这些，没有人要求，没有人布置，在长达十几年的病休日子里，他没有真正地“休”过一天，他心甘情愿地燃烧着自己最后的生命，直到油尽灯干。
父亲临终时，衣袋里还装着一张他最后写下的纸条，上面还有几十件要办的事，他还有许许多多未了的心愿。他多次说过等身体好一点，想到各地去看一看，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一直想写一本回忆录，题目叫“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仅仅拟好了提纲，却无力写完。我敬爱的父亲啊，你匆匆而去，没有给妈妈和我们留下一句遗言，留下的只是长长的思考，长长的思念……
千秋功过评说自在民心
父亲选择了一条坎坷而艰辛的人生道路。特别是1962年重返长武工作的选择，直接导致了他后半生的多灾多难和过早离世，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的学业、工作、生活和前途。我的母亲是一个有才华、有知识的老共产党员，原来在省卫生厅工作，如果不调回长武，一定会有较好的处境。跟父亲一起回到长武后，母亲在文教卫生系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地做了不少工作，但因为父亲的牵连，母亲得不到应有的使用，还要和父亲一起接受审查。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日子里，是母亲支撑着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父亲母亲都是离休干部，却没有享受住进干休所的待遇，直到我参加工作有了一间宿舍，才能接父母到西安小住。直到我有了孩子，母亲来照看孙子，我们祖孙三代还挤在一间14平米的斗室里。我的几个妹妹为了照顾父亲和家庭，都曾轮流休学，特别是我的小妹，初中毕业后就留在家里照顾晚年的父亲，她们后来的生活、事业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每当想到这些，我们对父亲的选择困惑过，迷茫过，甚至抱怨过，我想问：爸爸，你值吗？妈妈曾说，我们全家遭受的这一切，如果能换来你爸爸事业和理想的成功，我们也值了。然而，命运对于父亲太不公平，他回到长武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他为家乡建设绘制的蓝图才完成了美丽的第一张，刚刚40出头，风华正茂的父亲就被迫离开了他恪尽职守的工作岗位。在以后漫长的20年里，父亲没有正式工作，满腔的热情，满腹的才华无处施展。长达十几年的政治运动，批判，审查，浪费了一个党培养的革命干部最宝贵的年华。长达20年的期盼与等待，耗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忠贞的生命。妈妈说，没有人能完全了解父亲最后的内心世界，我们只能从他越来越虚弱的身体，越来越焦虑的精神和心情，以及才刚刚60岁，却已像80岁老人般苍老的容颜上，感受着父亲所承受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与煎熬。命运太过残酷地考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忠诚，现实是如此谬误地嘲弄了父亲的人生价值观！每当想到这些，我都禁不住悲从中来，我在心里无数次地问：父亲真的没有后悔过吗？爸爸，你值吗？！
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在那些困苦的日子里，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关心、帮助过父亲和我们全家的桩桩件件……“文革”中，有一次父亲被拉去游街的时候晕倒了，一位卖菜的老乡，立刻把自己的菜倒下来，让我用他的架子车送父亲回家；我陪父亲住“牛棚”的时候，每天，当我一个女孩子扶着父亲走到男厕所前，总有一位扫地的大叔等在那里，替我把父亲扶进去；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一位生产队的干部挺身挡住了挥向父亲的拳头，并对那个年轻的“红卫兵”说：娃呀，崔县长是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回去问问你爹妈就知道了。那年父亲落崖摔伤，危急中是村里的乡亲们抬着沉重的架子车把父亲送到医院。我至今不知道这些乡亲们的姓名，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危难中的真情。父亲晚年的生活基本不能自理，除了妈妈和妹妹的照顾，还得到了许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有位种菜的陈老汉是外乡人，无儿无女，却成了父亲晚年的好友，经常给父亲送来自己种的菜。多年来一直上门为父亲理发的郭师傅，经常为我们家挑水的邻居，还有许多经常来看望、关心父亲的老同志、老战友，是他们给予了父亲难能可贵的温暖和安慰。尚秀芳同志曾在长武县委组织部负责管理老干部的具体工作，在父亲最后的岁月里，她尽可能地帮助父亲解决各种问题，不仅使父亲得到了亲人般的关怀和照顾，更使他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父亲去世多年后，弟弟回长武时自行车坏了去修理，那位修车师傅认出了弟弟是崔县长的儿子竟执意不收修车费。他说：崔县长为家乡人做的好事我们没有忘记。
这一章章的回忆，一串串的故事，打开了我痛苦的心结，打开了心灵的天窗，我仿佛又看见了父亲墓前送葬队伍涕零垂立的场面。至此，我终于大彻大悟：为什么父亲自始至终对自己选择的人生没有说过一个“悔”字。功过自在人心，自在民心，我想大声地说：父亲，你值了！
（崔凌 崔鹏程之长女，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曾在陕西省建筑工程局、西北建筑工程学院、长安大学从事计算机教学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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