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每当看到年轻人入伍当兵,临走出家门之前就穿上崭新、合体的草绿色军装,我真打心眼里为之羡慕和高兴。见此情景,总不免要勾起自己对当初入伍时穿的那第一身黄军装的美好回忆。
记得,当初我刚接到《应征入伍通知书》,带着春节的欢乐气氛,按规定时间上县集中。并按照县兵役局的“命令”,在1956年农历正月初二的傍晚,告别了专程从西安赶回来送我参军的母亲、哥哥、嫂嫂和还在襁褓中的侄女;告别和我相依为命的年迈的祖母和上学的弟弟;告别自家老屋柴门外的那棵大槐树;告别生我养我的那方风情淳朴的热土,和同村青年王坤茂,乘着由村公所派的一辆胶轮大马车,连夜赶往百里之外的万荣县去报到。去时,我们不仅身穿自家做的粗布(家织布)衣服,而且还是自带被褥上的路。
那是当兵,无须请客送礼“走后门”。因受“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的思想影响,虽全国已解放,但在饱受旧社会兵荒马乱祸害的晋南人的思想 认识上,要很快改变对当兵的世俗看法,极不容易。谁若“志愿”去当兵,必遭人“另眼”看待。可想而知,这在当时,要想参军,仍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当时,我是一名共青团员,思想觉悟较高,所以响应祖国号召,冲破世俗阻力,选择了当兵这条人生路,并写下了“决心书”,交给了团组织。
夜寒无春意。挂在车辕上的马灯晃荡着,我们和赶车人围着被子坐在敞篷车里。为保持热量,不至于冻伤,谁也不说话,信马由缰,经过一夜旅途的颠簸,在初三早晨才赶到位于“孤山”脚下的县城。新兵集中点,设在县城东门外的一所中学里。报到顺利,不用我们自己忙乎,就一切都安排的停停当当了。
“天有不测风云。”眼看要发军装了,就在报到后的第四天的晚饭后,忽然来了四、五个人,在接兵人员的陪同下,来找寻我。一见面无二话,直截了当地说:“小王,你右腿有点跛,不符合当兵条件,还是留在县政府当通讯员吧。”这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把我快打懵了。我当即灵机一动,不加任何思考地说:“我退没毛病,若不信,走给你们看!”说着,立即在学生宿舍不到一米宽的土炕下的地上,来回走了四、五趟,直到一直要带我当兵走的接兵员说:“小王的腿的确没有什么毛病,就不要再为难他了。”这才“化险为夷”,如愿以偿。
穿上黄军装的我被编入新兵营三连一排三班。班长刘云龙是位贵州籍(苗族)老兵,抗美援朝下来的,他不但长得帅、精干,而且为人和蔼可亲,我和他是在体检站认识的,能编入他的班,我当然高兴 。编队一结束,开始发军装,我因个头小,在班里是最后一名领得。那时,因国力薄弱,我们领到的棉军服、棉军帽都是穿过的旧衣服,有的上边还打着补丁;虽经水洗过了,但有的上边仍残留着污迹。不过,所发的其他棉被、军用水壶、背包带、圆口千层底带毛边布鞋、棉黑布鞋、胶鞋,大白布做的面袋式袜子、白布床单、直筒式大白裤衩和白色洗脸毛巾等全是新的。按号令,脱掉我的粗布农家衣,穿上肥大、襟袖长的旧军装,戴上大“耳朵”有绑带的布棉帽,我和我的新战友们终于开心的笑了,谁也没有因为穿的是旧军装、不合身而耍性子或骂娘......
从穿上军装那刻起,我便由一名农村青年,转眼之间变成了“吃皇粮”的“公家人”,由此拉开了我军旅生涯的序幕。
告别故土前,按照县兵役局的统一要求,我们把自己从家带的行李和穿的衣服,打成行李卷,写上自己的乡、村和姓名,交给县接待站,由他们负责分别转交给我们每个新兵的家中。
“同乡”编一班,路上好照应。好在,我们组家乡同年当兵的一共六名,其中,属我年龄最小。但我们大部分是小时的同班同学,关系也相处的不错,一同“远走高飞”,都还不感到孤独。
听说出发时要坐汽车,这对我们这些“土包子”来讲,无不感到新鲜和喜悦,因这毕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在穿上军装的第二天,我们以排为单位,在县政府组织欢送的欢歌笑语和鞭炮声中,分乘数辆大卡车,一前一后地向侯马火车站进发。我们那个狂热劲,就别提了。但随着汽车后边扬起的浓浓黄土,我们留恋家乡的心情,渐渐地流露出来;车刚开时,还放声高唱“雄赳赳,气昂昂”的嘹亮歌声,也伴着车后的承尘埃消失了。此时此刻,我才亲身感受到了离别故乡和亲人的痛苦!
军列向神秘的方向驰去。当夜色降临在侯马火车站的时候,我们一个个思绪惆怅,步履沉重,寡言少语,竟不知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登上“闷罐车”的。火车启动了,站在车门缝处,向外观看着一闪而过的万家灯火,好奇的心,再次将我们沉寂的心火点燃,车厢内又欢腾了起来。这或许就是农村年轻人无忧无虑的独有的性格吧。未上火车之前,我们一再问班长,队伍要开到什么地方去?他只是笑,就是不作正面回答,问得“厌烦”了,顶多说句:“军事机密,少打听。”我们只好不再作声了。夜深了,军列在山西南同蒲路段,像蜗牛似的喘着“吭哧、吭哧......”的粗气爬行着。原因是,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境内的铁路,一律铺的是窄轨。解放后,因国家尚无财力对山西的铁路进行改造,加上路况差,又是绕山转的上坡道,出于安全起见,火车行的非常慢。并且,火车越往北上,气候越寒冷。只因我们乘坐的是闷罐车,两边的车门居中,车厢内的两边分上下两层睡人。因为没有配发褥子,车内木板上铺的是麦草,晚上睡觉,我们的被子,既当被盖又当褥子铺。军用被子薄,我们和衣而睡,还被冻得瑟瑟发抖。冷的实在睡不着了,就围到车中间的铁火炉旁取取暖。好在行车中不受约束,想睡就睡,愿烤火就烤火,倒也清闲自在。沿途吃饭,是由各兵站负责供给的。在关内停站吃饭,供应的是炒菜和馒头。火车停站,时间有限,一到吃饭地点,我们就蜂拥似的上去抢馒头,吃不完,就带到车上饿了吃。因为都是新兵“娃子”,还未受过正规训练,不管维持秩序的人员怎么喊,不让抢吃,都不听那一套。气的班、排长狠狠地批评我们说:“你们就像没有开化的‘野人’!怎么就不准守纪律呢?”这样,身高体壮的抢得多,吃不了;身小力薄的往往抢不到吃的,时常遭挨饿,班、排长不得已,就强行让抢馍多的,“主动”拿出几个让给小“战友”吃。我被“同窗”护着,还不曾吃这亏。到了关外,吃的是大米饭,抢拿现象就未再发生。但为抢时间,在勺子、铲子不够用的情况下,我们就用配发给自己的军用搪瓷碗挖饭吃。因为人多,再加上东北天寒地冻,连喝的水都困难,更谈不上有什么洗碗用的水了。好在我们这些不怕脏、吃惯苦的青年,是从缺水的晋南黄土高原来的,也就不大讲究,仅用本来从上车就没洗过的手,把晚上的浮土抹一抹,或用嘴吹一吹,就去盛饭吃。目的是,在捉摸不定的停车时间内,尽快填饱肚子就行了。因为下一顿饭何时吃,往往不知道。一路行车拉屎撒尿,白天拉撒在车内设的“马桶”里,然后自己提着倒出车外;若是晚上,嫌麻烦,就直接站或蹲在车门缝处“解手”。当列车驶出山海关,站在车门口极目远眺,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草甸子,满目凄楚,很少看见村落。再瞧铁路两边,每隔三、五公里路,就是一个“乌龟壳”(碉堡),据说,这是日本鬼子修的,亦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铁的罪证!然而,军列到底还要跑多久?我们将栖身何处?心头一片茫然。就这样,经过漫长的四天五夜摇晃、煎熬,在登上火车后的第五天黎明前,疲惫不堪的我们,终于在一个不知地名的地方下了火车,背着事先已打好的背包,列队踏着昏暗的路灯光,爬坡穿街,来到一座临街的白色大洋楼门前站定了。等着以班为单位,陆续进入楼房内——这儿,就是我们新兵接受军事训练的宿营地。
异乡再好,也不如故乡好。到达目的地的当天,连里才告诉我们,部队驻扎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海滨城市——旅大市(在当时,大连和旅顺口是一个市,合称“旅大”),我们所住的这座楼是“团结街十二号”。据听说,这座白楼是沙俄人建造的,外形、内饰均具有欧式风格。楼高两层,白墙白顶木地板。我们三排住在二层东边的一个大厅里,两边的穿堂门居中,大厅的西北角有一座立式通屋顶的大壁炉,是用于取暖的。我们睡的床是通铺,分南北两排,用木板临时搭钉的,上边铺着一块块用稻草编织的足有两寸多厚的垫子。住宿条件还算不错。但是,这儿离我们家乡数千里之遥,“举目无亲”,倍加思念亲人的愁苦,再次涌上我的心头。只有在这时,才知道还是“穷家”好!
摈弃陋习,树立革命军人的新形象。在三月一日,新兵连给我们授予了嵌有“八一”标志的五角帽徽和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长方形胸章,被正式列入了部队编制。从此,穿上军装,步入军营,就不能再相当老百姓那样自由散漫,想干啥就干啥,一切都必须按《条例》办。外出请假,归营销假,见了首长敬礼,见了同级问好,离队入队喊“报告”;每天起床,被子务必折叠成有棱有角的四方块;站须有站相,坐须有坐姿,腰须挺直,两目须平视,两手要放在膝盖上。吃饭不许说话,三十分钟必须吃完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和要求。纪律似铁,必须执行。随开始,我很不习惯,但只得“硬着头皮”去撑着做。若不然,就要挨批评,被搞“单个”训练,或在班务会上作自我检讨......
初涉军营,由于我们的语言、风俗和当地不同,也曾发生了一些误解和意外,当时,确实使我们在精神上紧张、恐慌、惊吓了一阵子。可是,它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充满的热情。特别是穿上这第一身黄军装,使我看到了蔚蓝大海的浩瀚、博大、坦荡的胸怀;穿上这第一身黄军装,也使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它不但给予了我知识和智慧,也给予了我无穷的胆识、勇气和力量。所以,握好枪杆子,捍卫国防,为人民为祖国站好岗,亦是我立下的坚定不移的誓言!
军装结情谊,首长如兄长。有一天,我头痛得厉害,身体乏力,不能坚持正常的军事训练,“班副”嫌我动作做得不准确,毫不客气地说了我几句,我竟忍不住地哭了。副指导员韩福奎知道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兼宿舍,问:“小王,都是军人了,咋哭鼻子呢?”我回答:“不知咋了,头疼得很。”他听了,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奥,好烫。”便将新兵连卫生员叫来给我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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