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６日电（记者程云杰）减贫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个新鲜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实践从摆脱贫困到实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跨越。
过去１０多年，中国不仅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而且主动上调国家扶贫标准，将待脱贫人口从２６８８万扩大至１．２８亿，成为国际扶贫实践中一个颇为上进的优等生。
人们不禁要问，在扶贫减困已变得耳熟能详的今天，中国政府何以将１０月１７日确立为首个国家扶贫日？这个纪念日又能推动中国发生怎样的改变？
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是当前的扶贫现实与执政党谋求“共同富裕”的长远理想依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即希望带领中国人建立一个消灭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正是这一愿景把中国人在战乱和压迫中凝聚起来，并推动一代代中国人不断开拓进取，包括创造性地实践“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的改革开放战略。
这同时也是一个高难度的愿景。因为人们常常分不清“想要”和“需要”的差别，在关心自己胜于关心他人的情况下，人们会竭尽所能地攫取，“按需分配”的愿景很可能变得遥不可及。
从长远来看，此时的中国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铭记贫困，反思贫困。
表面上看，中国人富裕了。可是再看看那些在海外颇具声名的群体：在免税店挥金如土批量购买奢侈品的中国“土豪”、对山珍海味具有重口味偏爱的中国“吃货”、对楼市投资具有扭曲性钟情、对科技创新具有排斥性偏废的中国老板……真的让人忍不住在心里划个问号：中国人真的富裕了吗？
通常讲，一个真正富裕的人不太需要通过对物质的攫取来填补内心的匮乏感。中国人要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确需要促进经济繁荣和提高生产力，但同时还需要有正确的财富观做支撑。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直相信物质的发展是幸福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思想对社会和谐的价值。《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一书作者大卫·弗格森就认为，过度的物质主义倾向是西方国家的教训，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国的财富。
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目前的扶贫开发已经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提高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套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到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转折点。
此时此刻，如果对财富和贫困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不知道什么是真富裕，什么是真贫穷，一个富而好礼的社会很难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对物欲的更猛烈追逐，是单向的“人人为我”，而非“我为人人”。
此话非危言耸听，中国过去的扶贫实践并非只有成绩。一些官员以扶贫来塑造政绩，对扶贫中的跑冒滴漏视而不见；一些贫困地区把“贫困帽”当作殊荣，等靠要思想严重；一些企业借扶贫敛财，不惜伤害大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一些人偶尔做点善事就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甚至患上了“扶贫疲劳症”；一些受助者则自觉理所当然，毫无进取之心。如果扶贫由此变成了又一个助涨贪婪的竞技场，这不是很令人痛心的局面吗？
借由首个国家扶贫日，中国人应该思考：什么是正确的财富观？什么是扶贫的精神？什么是扶贫的智慧？
除了物质的富足，善良、奉献、健康、宽容、平安、幸福其实都是财富，而倘若人心不善，自私自利，扶贫事业就丧失了心灵的动力，难以为继。
至于扶贫的精神，归根结底就是长养内心的一份善念，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懂得知足、懂得分享、懂得担当。
可以确定地说，如果没有心灵财富的支撑，无论银行存款多么多，一个人还是会成为贪婪的奴隶，悭吝和刻薄。幸运的是，无论一个人多么自私，从开始分享和主动利于他人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从物质的付出中收获心灵的富足。
至于扶贫的智慧，人们必须要把对贫困的考量从物质拓展到心灵。只有这样，扶贫的事业才能插上智慧的翅膀。
这是因为扶贫并非局限于狭隘的慈善事业，也绝非有钱人的专利。任何一个内心富足、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２０１３年，第四届中国消除贫困奖的获得者包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以及利用电子商务技术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改变传统捐赠方式、搭建人人可参与的创新型公益平台的阿里巴巴集团。
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奖项。扶贫的核心就是放下不需要的欲望，省下精力和物力去帮助和关怀他人。最基本的就是拿出进取心和责任感，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更多投入，更具创造力，拿出更多的宽容和耐心，使社会变得更美好。
要启动个人的扶贫事业，真的并不难。只要在内心中发问：我是一个富足的人吗？我有哪些财富可以分享？
每个人都可以借由评估自己的心灵和物质资产，开启一个更广大的投资事业。它的回报将是一个更美好的中国，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
如果不小心发现自己很贫穷，那也不用惊慌，收获富足的诀窍就是付出和播种，不论物质，还是心灵！立刻行动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