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何全祥，是原中国民主同盟西安市周至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至县语文学会会长，周至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1992年患肺癌不幸离世，终年55岁。他把毕生的经历献给了教育事业，杏坛耕耘不辍，桃李满天下。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节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自从这个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节日被规定为法定假日以来，让更多的人有时间来祭奠逝去的亲人和先祖，完成夙愿，慰藉心灵。
清明一大早，我就携妻儿从西安出发，赶往周至老家，去给祖母和父亲、岳父上坟。
好几个清明节没有给父亲上坟了。每每想到这里，我总是会以工作忙碌为借口，给自己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今年却再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其实，在父亲离世的十几年中，我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想念，甚至常常在梦里与他相会，聆听他严厉的近乎无情的教诲。
一
我们踏着浸满露水的麦苗来到了父亲的墓前。祖母的坟头已经没有了标记，可父亲的墓前因为有被人打断的残碑，所以永远不会消失。这倒是那些平坟的人所没有想到的。我倒不是对平坟的事儿有什么抵触情绪，实在是觉得自己特理亏。
我给父亲点燃了一只“好猫”，妻子说再点一根！我于是照办。
父亲的肺癌不只单单缘于他当教师的缘故，也与他的烟瘾有很大关系。而要命的是，父亲因为收入的原因，从来不愿意抽好一点的烟。他常常只抽一种叫“325”的烟，还经常指着这烟的说明给人看。其实，最了解父亲只抽这种烟的原因的人只有我和母亲。我们心里知道，父亲绝不是看重了这烟上的“止咳化痰”，而真实的原因恐怕还是“325”特别便宜的价钱！
给父亲点燃了两只“好猫”，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骂我“败家子，乱花钱”，我发现那两只“好猫”很快就燃完了。
父亲终于肯“抽”贵一点的香烟了，这令我非常地欣慰。
二
父亲一生只坐过一次小汽车。那是在他被医生“判处死刑”的时候。
从西安武警医院出来，我生生地违背了他的意愿，叫了一辆“波罗乃兹”。要知道，在1992年代，在西安的街头要找一辆比这更好的出租车也是很不容易的。
父亲被十几个住院的年轻武警战士抬上了车。车子启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清晰地看到了那些武警战士眼里流出的泪花。
那些年轻的泪花，那些真诚的泪花。
我相信那群年轻的眼睛里流出的泪花是真诚的。
这些年轻的真诚是父亲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用他最后的热情和毕生的学说打造的。
父亲一直在重点中学里教高三的语文课，当了几十年语文教研组长，有许多令他得意的经常津津乐道的门生，学生们也非常喜欢听他讲课。至今，当我偶尔翻起父亲当时的教案，那一页页工工整整的如同铅印的字迹，每每令我感动，令我敬佩。尽管教了无数遍的课文，父亲仍然一丝不苟地一次又一次地认真的书写着教案。我曾经不解地问他为什么每次都要重复的备课，他说每备一次课，都会对课文有不同的理解，这样才能结合当时的形势给学生讲出新的味道。可见，父亲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清楚地做到“与时俱进”了。
父亲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所以不管他身在何处，身边总会围着一大帮人。这些人的成分也非常的复杂，不单单有年轻人，不单单有学生，也有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不论男女老少，也不管年龄大小贵贱贫富，只要一听父亲讲，就会“上瘾”。就连他在武警医院住院的两个多月里也不例外。那群年轻的武警战士照样痴迷地每天围坐在父亲的病床前，听的如醉如痴。
三
一路上，“波罗乃兹”倒是没有出什么大事，只是由于车子已经老了，走过大王镇的老街时，油门的拉线居然断了。父亲的身体就像这辆老车一样，一路颠簸，一路疲惫，最后慢慢地失去了往日鲜活的音容。他已经没有精力从车子里出来透口气了，就这样一直半躺在“波罗乃兹”的后座上。回到家里，我们把他从车里抬到床上，从此直到离世前的三个多月里，父亲再也没有站起来......
父亲一生最敬仰的人是鲁迅先生。
父亲最喜欢鲁迅先生“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记得有一年也是牛年的春节，父亲给家里写的春联就是这两句诗。
1992年冬天，父亲生命垂危，我给单位请了三个月的长假，日夜守侯在他的身旁。他已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胸椎，但他仍然拄着拐杖坚持上课，最后终于倒在了他为之奋斗了三十多个春秋的讲坛上。
父亲临终的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八。那天，我给他打完最后一针吗啡，他那被癌痛折磨的身躯渐渐地从抽搐中平静下来，我开始给他读我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父亲微闭上眼睛，脸上呈现出了几个月来难得的安详的微笑。突然，父亲的呼吸变得紧促起来，但仍然用眼神示意我继续读下去。我哽咽着读完了那篇文章，而那满足和欣慰的微笑却永远地凝固在父亲那饱经沧桑的脸上……
父亲离去已经22年了，我虽然早已从失去他的阴影中走出来但记忆每每还是情不自禁地把我拉回到那遥远的时光中，我知道，父亲那有些吝啬却又意味深长的笑，将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人生至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