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漫画

　　所谓政策性腐败，是指在制定、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过程中，借政策之名假公济私，将政策异化成谋利平台的腐败行为或腐败现象。

　　多名专家指出，在当前反腐高压态势下，违规性、违法性腐败的操作空间缩减，而政策性腐败势头渐盛，已经渗透于多个领域，尤其是“热门”领域。更有专家指出，政策性腐败已成为中国当前一切腐败的渊薮。

　　腐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都可能发生

　　“政策，就是对公共资源权威性的分配，谁掌握这项政策就意味着掌握了权力和资源，就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空间。”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政策性腐败包含“制定层面的腐败”和“执行层面的腐败”。

　　“制定层面的政策性腐败”，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商务部原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的“立法式腐败”。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进入商务部条法司工作到落马，郭京毅几乎参与了商务部近20年来全部外资审批政策法规的起草和修订，他利用法律政策中的模糊地带，把制定政策和解释法规的职能转化为权力寻租，向企业个人输送利益。郭京毅案还牵出了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原副局长刘伟、国家外管局管理检查司原司长许满刚和综合司原司长邹林等人。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一个盘踞中国外资审批领域多年的官商利益同盟。

　　“制定层面的政策性腐败危害甚大。不是基于公共利益考虑，而是倾向于某一利益集团或者某些既得利益团体，或者是出于维护本部门、本系统的利益制定政策，此类腐败纠正起来的难度和代价都很大。”庄德水分析，从国家层面出台的大多数政策，大多有科学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体现的多为公共利益，部门利益基本上都被排除在外了，“怕的就是一些部门和地方出台的政策，成为一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

　　与制定层面相比，更大面积的政策性腐败体现在执行环节。“程序上非常合法、合理，表面上没有突破政策规定的任何界限，但实质上是借助资源的分配和权力的执行来谋取私利，但你拿我没招，因为我是按照政策办事，我的行政行为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庄德水说，政策性腐败具有天然的“谋利便利性”。

　　项目和资金审批过程中易衍生腐败

　　“在中国的决策体系中，有法律决策和政策决策之分。法律决策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决策，政策决策则是依据政策作出的决策。政策决策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因此，很容易产生腐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举例说，譬如，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但是，如何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实施和资金额度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都是政策性转移支付的主要部门，这些部门每年转移支付资金的审批额度少则数千万元，多则几十亿元，其中绝大部分要经过各个部委的司、局、处负责人审批，在这个过程中容易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

　　此外，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国家各个部委每年都会出台大量的引导性政策，并投入配套的政策扶持资金。“这些带有政策性的专项资金，一般都是政府无偿资助的性质，都是政策性腐败的高发区。于是，一些企业和个人‘跑部钱进’、公关送礼，而一些手握审批权和专项资金管理权的政府官员，把此作为兑换利益的筹码，进行权钱交易。”乔新生说。

　　在近年来被查办的部委官员中，把政策赋予的权力运用到极限的，当属刘铁男和陈柱兵。据检察机关指控，刘铁男利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产业发展司司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司司长、副主任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设立汽车4S店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与其子共同非法受贿3558万余元。而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则利用掌握国家政策资金管理权，十年间共染指八种专项资金，其中矿山、乳粉和物联网领域的专项政策扶持资金被其数次利用，多次索贿，金额高达2454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