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癌色变,似乎成了常理。但当“癌虫”爬上我的左肾后,我却只紧张了几天,便慢慢地平静下来,恢复了生活常态。
一
我是怎样由紧张状态恢复到生活常态的呢?这得从发现肿胞说起。
2014年9月2日,盐湖区医院为老干部检查身体,还没等我下床,医生就告诉我:“左肾有个4.2×4.3的肿胞,请你做一下进一步检查。”
“难道是癌?”我立即紧张起来,但又想“或许是良性吧!”
第二天一早,我空腹到市中心医院做CT。躺在CT床上,心里还抱着“但愿能是良性”的希望,但在“熬煎”了几个小时后,等来的却是“多考虑恶性病变,透明癌细胞可能”的检查报告。
希望破灭了。
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确诊前思想乱如麻,想得很多也很杂,特别是“万一是癌,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但再想也理不出个头绪。一旦确诊是“癌”,就只能硬逼着你朝着一个方向去想,那就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于是,我慢慢冷静下来。我想:得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先被击垮。比如,县委书记张某就是这样,上午还和我们一起去农村检查生产,下午说他可能患了癌就马上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虽然他的治疗结果很好,但却还是早早走了,原因就是心理负担过重,精神崩溃所致。而与他相反的是,原市统战部部长乐庆华、运城日报总编吕企才,盐湖区法院院长赵平也得了癌症,但他们在战略上渺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同癌症开展顽强斗争的同时,开开心心地过好今后每一天……
我又想,人活多大算标准,我已经活了75岁了,也算是高龄了。现在我的身体还挺棒,医疗技术又这么发达,如能及时治疗,再活几年不成问题;二则患癌已成不争事实,再紧张、再害怕也于事无补,反而会坏事。因此,要向抗癌的英雄们学习,硬叫笑着活,不要愁着死,要坦然面对,首先树立正确地抗癌观念……
思想想通了,紧张也就没了。于是,我一方面抓紧治疗,一方面快乐生活。即使在住院期间,我也坚持天天散步五里,抽空游逛公园,还抽出时间继续写作,月余功夫就写了6篇,其中4篇被发表在《云南老年报》、《山西农民报》、《盐湖文学》、《黄河晨报》和《今日盐湖》上。
二
在治疗上,我也是一路绿灯一路歌,遇到的尽是德高望重、技术精湛的专家。
舒博学,西安高新医院副院长,有名的影像专家。就是他为我做的全身CT和“SPECT肾动态显像+肾小球滤过率。”检查结果出来后,我茫然地看着报告上的专业用语:左肾上极囊实性肿块,多考虑左肾恶性肿瘤;双肾小球滤过功能重度受损。舒院长耐心地给我解释:“这就是说,左肾已经确诊是癌,但因为右肾功能不好,也不能切除左肾。”
“那怎么办呢?”我有些不安。
“先住下,办法总会有的。”他说。
“对不起,我不能在你这住院,因为贵院是私立医院,回去后不能报销。”
舒院长对我的直率不但毫无责怪之意,反而热情地给我推荐了他的老师党建功教授所在的医院。并立即给党老师打了电话。
党建功教授,在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任职,泌尿外科权威。我过去后,他即刻研究了我带去的一叠片子,又询问了我的病情和是怎样发现的……认真思考后,说:“因为右肾功能不好,不能采取切除左肾的简单办法;病灶又在左肾中间,手术难度大,风险大,况且你已75岁,不需要受手术之苦,建议先做介入手术,将进入病灶的动脉全部栓塞,断其营养;然后再做伽马刀。”并说:“我就帮人帮到底,让我的学生刘亚民给你作介入手术,然后,再给你安排做伽马刀。”
一句“帮人帮到底”,既显示了他的高尚医德,又避免了我简单切除左肾而会引发尿毒症或肾衰竭,还让我遇到了挂号也难找到的好专家。
于是,我就成了交大一院脑血管病科主任,卫生部介入手术培训基地负责人刘亚民的病人,他对我细心照顾,认真负责,随到随看,第二天住院,第三天化验,第三天手术,第四天下床走路,第七天出院。期间,我还发生过几件事情:一是进手术室前半个小时,我就走了五、六次厕所,说明我还是有点害怕;二是多次打听“是全麻还是局麻”,害怕全麻后会醒不过来;三是手术后医生强调,右腿一天一夜不能动。越是不让动,就越是想动,但我仍强忍着熬过了一天一夜,当医生来拆绷带时,竟然找不到手术的伤口了。
在唐都医院住院期间,党俊霞、梁军主任和张琰君博士都给了我极其细致入微的照顾。党俊霞领我见了梁军主任,梁军看完片子后,说:“不要怕,虽是肿瘤,但还没有确定是不是恶性,不要怕,我马上按排人给你做伽马刀。”并立即叫来张琰君博士。因为床位紧张,当天没能入院,但治疗却丝毫没停。3日定位,4日开始治疗,只是因为身体太胖,不能做伽马刀而改成了直线加速器治疗了将近一个月,并辅之以输液、热疗、微波等治疗。直到2015年1月7日复查后,张博士告诉我:肾、肝功能很好;病灶缩小了30%;坚持吃中成药“康力欣胶囊”;前三个月,一个月复查一次。我自己也感觉好多了:原来的腰痛、腰困几乎没有了;原来的疲乏无力,老打瞌睡的现象也不没有严重了……,我欣喜若狂,觉得治疗见效了。
三
治疗中,我也得到了亲朋好友、机关同事、左邻右舍和儿孙辈们的关怀。许多同志纷纷来家、来电、或在QQ上探望、询问,《今日盐湖》总编黄江还送来了一千元,鼓励我战胜疾病,早日康复……妻子、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女,更不必说,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得托托当当,就连每次往返的车票都是孙女王丹在北京于网上定好的。第一次去西安检查,也是王丹让她的同学负责接站、然后又开小车把我送到高新医院的。旅馆也是王丹在网上预定的;做介入手术那天,是儿子和女儿陪床的,他们一天一夜都没有合眼,因为医生说了“24小时内右腿不能随便动”,于是,他们就照护我小便、倒尿;压好做手术的伤口;亲手喂我吃饭、喝水,直到第二天我下床走路……;在唐都医院住院的那一个月,是老伴陪我的,她天天坐在床头,照护我打针、输液、换液;照护我深度热疗、微波治疗;直线加速器治疗时,又帮我拿鞋、提袄、上下挪动身体;特别是有一次,我在睡梦中竟糊里糊涂地把屎拉在了裤裆里,她竟帮我脱掉裤子,拿到卫生间刷了再刷,洗了又洗,直到洗得干干净净……对此事我有一比:老伴流露出来的绵绵情意就像蜿蜒不息的谓河水一样在不停地流淌着,流淌着老伴儿深深的爱意……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也渐渐恢复、好转,现在一想起各位医生对我的精心治疗,一想起朋友、老伴和儿女们对我的关怀与照料,我便不由自主地想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留下这段共同抗癌的美好记忆,同时,也更坚定了我与癌症作斗争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