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是充满了无处不在的无奈和悲哀，但我们又常常心怀一颗不泯的希望之心，寻找着各种超越的方式，试图将自己的灵魂拯救出来。   ——洪治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上把男人在外工作吃商品粮、女人带孩子在家务农的家庭叫“一头沉”。在中国城乡二元化的体制下，“一头沉”始终是个弱势群体。

我曾经就是这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甚至够个典型。

父母早逝，妻子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确够她累的。所以在县里工作时，星期天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休息天，而是劳动日。土壕里拉土，厕所里起粪，抱磨担推磨，打猪草，粉猪食，井上绞水，而且要装满满一大缸，够她娘母子一周使用。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疼，等星期天下午回到机关，已是精疲力尽。

1974年春，我给新批的宅基地打上了围墙。当时还未盖房，院子里的空地可真是块宝贝。我从小就喜欢栽树、务果、种菜之类，下乡时也特别注意访问群众这些方面的经验、诀窍。这下，可有了用武的地方。我除了在院子南边栽上两排树外，还请来同学马纯一（公社农技员）作技术指导，把其余的地方一律平整出小畦（保水保肥），栽上新育的西红柿苗、茄子苗，种上良种豆角、玉瓜、韭菜、香菜，夏收后还种上了良种包心白菜和萝卜，俨然一个小菜园。每到星期天，我除了干家里的其它农活，就在院子里锄锄挖挖，掐尖打叉，更忙得不亦乐乎。

人常说，菜出一坨。我这个小菜园由于肥施得足，天旱时浇上了水（用架子车拉水），又用新技术作务，不出几个月，真是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红艳艳的西红柿，亮晶晶的紫茄子，齐蓬蓬的豆角，嫩生生的韭菜、香菜，硕大的玉瓜，除了我家和几个哥哥家食用，还分送给左邻右舍，大家都交口称赞，说这菜务得太好了。伏尔泰说：“勤劳是快乐之父。”作务小菜园，我虽然更辛苦了，但这种田园生活自有它的别样乐趣，我是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1975年6月底，我被调到咸阳地委办公室工作，离家175公里，这下可难以照顾这个“一头沉”的家了，于是，“一头沉”更沉了。每月38点5元的工资，常常捉襟见肘，难以为继。我虽然人在咸阳，但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牵念着家里的妻子儿女。

1977年年初，妻子到地区农林系统一个基层单位当上了林业工人，这无疑给家庭增加了收入，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但是，由于远离家乡，照看不了孩子，又给家庭带来了新的困难。加上当时只转了她一个人的户口，孩子的户粮关系仍然在农村，所以比一般“一头沉”还沉了好多。不得已，我们将刚满1岁的小儿子放在孩子他大姨妈家经管，整整两年。3个稍大点的孩子（其实也很小）留在马寨村老家。岳母踮着一双小脚从她家到10里外的马寨村常年为我们照看3个孩子。岳父则留在他家，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外，还要提锅燎灶，为他和我的两个小内弟做饭。这样的日子，一直熬了两三年。岳父母非常疼爱他们的二女儿（我的妻子），在她身上倾注的爱，远远超过了近在身边的儿子。至今，我仍十分感念岳父母和孩子他大姨妈家对我们的帮助和恩惠。曾赋诗一首：

缅怀岳父岳母

心底无私天地宽，人间伟大寓平凡。

怜香惜玉偏娇女，爱屋及乌疼婿男。

近水楼台未得月，远家雪地有薪添。

举杯酹酒怎能忘，父母恩德世代传。

每年生产队分粮的时候，我只能先请生产队保管起来，然后从生产队一次性领回或由哥嫂们代领。生产队分粮多数是随碾打随分，粮食并没有晾晒，所以如不及时拿回，就有霉坏的可能。因此，每年夏、秋收季节，我都得请假回老家分粮，晒粮，看看孩子，并且安排好孩子的生活。

1980年，老家长武县在全地区率先推行了大包干责任制，社员群众欢天喜地地分到了责任田，一下子摆脱了“大锅饭”的桎梏，情绪高涨，跃跃欲试。户口在老家农村的3个孩子也按人口分到了4.2亩地。分地，从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讲是天大的好事，社员们可以甩开膀子自主地发展生产了，而对于我这个两口子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一头沉”来说，又带来了新的麻烦。4.2亩承包地，得要有人种呀，谁来种？但不种又不行，不种孩子吃什么？于是我们决定还是由自己来种。

那年月，机关里的“一头沉”不少，但像我这样夫妻俩在外、只有孩子留在农村的“一头沉”却不曾听说。

那时候，每逢关中道“三夏”和“三秋”大忙季节，地区领导往往都会分头下去检查工作，这个时候一般不会安排什么会议，同事中家在关中道各县的“一头沉”们便可以放心地请假回家收小麦、种玉米或收玉米、种小麦了。而我的家在气候温凉的渭北高原，麦收要比关中道大约迟20-25天，秋收秋播却要比关中道早25-30天左右（一年一料），因此，“三夏”、“三秋”时间几乎都与机关大的会议时间“撞车”，也给我造成极大不便。比如，关中道每年6月初就开始收麦了，家在关中道的同事乘领导下乡的空档时间正好可请假回去搞自己的“三夏”，而我却不能，因为家乡的小麦还绿着呢，离成熟尚有20多天时间，这时候只能在机关里留守。等到关中道的“三夏”大忙基本结束，机关里忙活开了，要开大会，要安排部署新的工作，开展好多活动，人手正紧张时，老家的麦子熟了，家里的侄子就会来电话催我回去收麦。人常说，不打勤，不打懒，单打你个不睁眼。这时候，假难请极了。领导也左右为难：准吧，机关正忙；不准吧，是个实际问题，又似乎不近人情。尽管我在机关上班时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但请假，特别是节骨眼上请假次数多了仍非常作难。“三秋”时节亦是如此。

妻子不在家中，回家收麦，可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要做好多准备工作。我一回到县上，先要去城关粮站或县面粉厂借十几条麻袋，以备装粮，然后再回家联系机收或人力收割事宜。好在公社及拖拉机站的干部和村里的父老乡亲都对我好，知道我时间紧，在家呆不住，往往会将拖拉机、收割机和场面让我先用，给我赢得了不少时间。

这中间，时任马寨公社领导的杨富文和赵惠元同志给我帮了不少忙。我原在县革委会政工组和后来的县委宣传部工作，富文在县革委会办公室工作，惠元在柳泉大队任职，也算是惺惺相惜。

妻子不在家，吃住还要在哥嫂家，大忙天的，又给他们额外增添了负担。直到把麦子碾完晒干，麦茬地翻过，晒干的小麦送到粮站或面粉厂代管，我才能脱身。秋季，则要请人把地翻好，小麦种好，才能作罢。

由于是几百里外种庄稼，难以做到精耕细作，精细管理，所以我一直不敢种费工费时的玉米，只能种一年一料的小麦。播种前，施足底肥，开春后电话委托三哥给耧施一次尿素，然后就只等收获了。还真奇怪了，那几年，我那几亩小麦年年丰产，亩产超过好多常年在家务农的社员，邻居们都惊叹不已。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种子选得好、化肥施得足就是了。

回家收种庄稼，最怕的就是下雨了。下雨对农作物、对农民往往是天大的好事，是“下”粮食。特别是久旱逢甘霖，农民更是喜之不尽，拍手叫好，而对我却是“灾难”。一下雨，什么也干不成，整天只能窝在家里吃闲饭。坐也不是，睡也不是，看书也看不进去，只能是白天躺在炕上看天花板，晚上隔窗望黑色的夜幕，真是度日如年。眼见假期快满，家里的活还一河滩，直叫人火烧火燎，心急如焚。从1977年到1983年，就遇到过三、四次这样的情况。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再电话续假，领导心里的不快则是自然而然的了。

等返回机关，已是人困马乏，本该好好休息一下，但为了弥补告假的缺撼，还要强打精神，马不停蹄地投入紧张的工作。

那时候，孩子的户口难办极了。从1977年到1983年，咸阳地区的公安处处长和小咸阳市的公安局局长就换了好几个人。我曾央求了好些领导和同志帮忙，都未能如愿。最后，还是地区公安处一位户县籍的副处长鼎力相助，才在地区获得通过。

盼星星，盼月亮。1983年6月，地区公安处终于批准了我的申请，将3个孩子的户口转为城市居民，迁往咸阳市。这年夏收后，我郑重地向生产队上交了4.2亩责任田，办理了孩子的户粮迁转手续，彻底告别了“一头沉”的生活，我才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