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规划束之高阁，非法定规划大行其道。”安徽省住建厅规划处处长胡厚国说，由于总规、控规等法定规划编制内容庞杂，报批审批程序繁琐，致使当前一些地方领导拿“非法定规划”贯彻自己的意图建设城镇现象普遍存在。

　　一些地方在搞发展竞赛、招商“大战”的背景下，不少项目“先上车后买票”“边上车边买票”问题比较突出。在这样的潜规则下，基层规划干部不得不面临可能要承担的法律风险。

　　“不调规划就调整人。”贵州省镇远县住建局副局长杨德刚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按规定，改规划要听证，但事实上，领导要求调整规划往往比较急，早上开会说要调，下午就要求拿出方案来，没有时间走程序。特别是招商引资，不按照资方意思人家不来。”

　　“真的想尽快退休！”内蒙古某地级市规划局负责人坦言，“在这个岗位上感觉压力很大，城市快速发展，前头领导要求你要‘敢担当’，后头纪委、审计紧跟着。不做，说你‘没担当’，做了，就要突破。”

　　这位负责人说，一家企业愿意在该市投资大面积地绿化荒山，但提出要从中拿出一定比例的土地搞旅游开发的条件。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荒山地区不属于规划区，规划部门不得作出行政许可，如果非要干这件事，就得突破规划。

　　一些基层规划工作者颇感忧虑，“规划就是利益调整”，其审批与市场联系紧密，是一个腐败风险较高的领域。有时候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有可能将他们推向违规的边缘。

　　“我亲眼看到过在一份报告上，市长批示某个项目的容积率应当调高到多少。”一名受访规划干部告诉记者，他们最头疼上级为开发商调整规划打招呼。

　　“很多案件上，板子最终落在了我们头上。”另一名受访规划干部告诉记者，他曾遇到有领导为避免白纸黑字留下“把柄”，竟签出“按我电话指示意见办”的批示，让他哭笑不得。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基层规划工作者还普遍遭遇到规划执法“困境”。“执法太难，经常被执法对象被拿着砖头追着打，心里很难受。”贵州省黔东南州规划局城镇科科长吴碧波说，“以前在县里工作，执法条件很差，没有执法车只能骑着摩托下乡，没有制服证件只能拿文件讲道理。”

　　吴碧波有些激动地说：“有那么好的城乡规划法，为什么规划还是这么乱？很多房开项目擅自突破规划，可真正处罚的有几个？国土使用要是触碰红线，国土部门可以直接约谈书记市长，规划部门好像是孤军作战，规划法的执行力和威慑力上还远远不够。”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有点是干着‘天使’的事情跟‘魔鬼’打交道。”陕西省宝鸡市城乡建设规划局副局长付菊芳说，作为规划实施的监督者，他们有时候跟“无良开发商”博弈时“一不留神一松口，可能该建的学校就没了”。

　　规划编制种类太滥也让基层规划部门“不堪重负”。杨德刚说，为做各类规划，局里欠下了几百万元的债务。除了总规等法定规划外，他们一年至少还要做七八个专项规划。“一些专项规划没有太大必要，又不是法定规划，可操作性也不大，但上面要求必须做”。

　　贵州省住建厅总规划师王春说，厅里面每年光组织规划审批就忙不来，静下心来研究规划很难。以组织专家评审会为例，前几年，在请部门方面还能请来处长，现在都是科员，评审会太多，而且往往“规划做半年，评审用半天”，导致评审质量也不容乐观。

　　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让一些规划人才感到失落并逐渐从规划部门“出走”。“人才短缺、青黄不接是基层规划部门一大困难。”包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赵娟不无担心，“好一点的人才都外流出去，即使一些临时聘用人员，一有条件就跑了。”

　　吴碧波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前不久，他的一个同在基层规划部门工作的校友，因为“实在看不惯、受不了这个环境”，辞职到一个公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