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间的字眼纷繁无比,有的闪光,有的灼热,有的燃烧,像黄金,像纯钢,像宝石;但是,
最神圣的还是“劳动”这个词。 ——佚名
一
1942年,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这年的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三)我出生了。我来到人间,既显多余,又不讨嫌。“多余”,是因为我之前,已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时逢兵荒马乱,无疑给这个家庭加重了负担;“不讨嫌”,是因为我一生下来,身体胖乎乎的,不哭闹,又不生病,很好玩,父母亲以及姐姐、哥哥们都特别喜欢。
我的乳名叫新有,家里人都昵称为有有。
听父亲和母亲说,我出生那年,我们那个大家就析居了。我3岁那年(1945年),我们家又从村子中心的老屋搬到了现在这个当时叫头挈原的地方。
头挈原高家原地方小,门上几乎没有和我一样大小能一块玩的小朋友。所以,长我8岁的姐姐除了领我在门上耍以外,有时还带我到原来的老屋里去玩。等我再稍稍长大,门上的几个小朋友也都比我小几岁,仍然玩不到一块,我还是感到比较“孤单”,常常一个人跑到村子中心去找小伙伴。
母亲娘家在距离马寨村仅3里路的地掌村,步行20来分钟就到了。我小时候最爱去的亲戚家就是跟母亲到舅舅家了。
地掌村村北有一条大沟,沟里有一股凛冽的清泉不舍昼夜地冒水,流淌,村里人就在这泉子里汲取饮用水,然后或担或抬到原上。每当表兄们下沟抬水,我是非跟着去不可的。因为村里人沿着泉水流过的地方,修起了层层梯田,块块小畦,把泉水一节一节引入梯田,引入小畦,种上五花八门的蔬菜。春有菠菜、韭菜,夏有莴笋、黄瓜,秋有茄子、豆角,冬有白菜、甘蓝,好看极了。村人们除了自食,还能挑上担子去县城或十里八乡叫卖,成了地掌村的一个“产业”,一个“名片”。
水是生命之源。那时,我爱听地掌沟里的泉水叮咚,我爱看地掌沟里的涓涓溪流,仿佛这里另是一番天地。那春天的勃勃生机,那夏日的鸟语花香,那金秋的五彩斑斓,都曾使我心旷神怡,乐不可支。渴了,双手掬起一掬泉水,喝个淋漓痛快;饿了,表兄们会摘下白色的甜黄瓜,一饱口福。抬水空隙,我常常跟着几个表兄在沟里跑来跑去,玩个尽兴,往往过了吃饭时间。
节昌表兄(大名郭俊英)自小就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自刻自制了好些个牛皮人人,我去了,他就用家里箩面的箩子当亮子,表演起皮影戏。那文臣出来定是提袍甩袖,激昂慷慨;那武将出来会喊声震天,杀得天昏地暗;那姑娘丫环出来必羞羞答答,轻挪漫步,细声细语,遮遮掩掩。此时,我都会看得聚精会神,如醉如痴,为他的才气所折服。
二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过年了。过年可以穿新衣,戴新帽;可以吃肉、吃白馍、喝黄酒;可以从大人们那里得到压岁钱和平常难得一见的核桃、枣、柿饼和糖果;还可以敬神、放炮、看社火、跟热闹。
过年的习俗讲究可多、内容可丰富了。一过“腊八”,人们就闲不住了。扫舍(搞卫生),推硙磨面,做豆腐,炸果果,蒸馍馍,跟集上县采购香蜡纸表、干果、蔬菜,忙得不亦乐乎。有年猪的人家,腊月二十三这天铁定要杀猪,然后灌血肠、擀血条、煮肉,晚上请左邻右舍来家“破盘”(吃喝),以求和谐相处。这天还要请来“灶爷”像贴在靠锅头的墙上,然后敬香,烧表,以保阖家吉祥。
腊月三十这天,大人们忙着写春联,贴春联,贴神像,我也跟着跑来跑去,给大人们帮忙。记得院子中心位置的墙上贴“天爷”像,旁边的对联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灶爷”像两旁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横额是“一家之主”,还要给他的“嘴”里抹上白黏糖,以祈他多说好话。卧室的墙壁贴“抬头见喜”和新买的年画,粮囤上贴“积粮万石”,院子里贴“满院春光”,大门贴门神(秦琼、敬德像),以驱恶避邪。门两边对联的内容每年可以不同。门前的墙头贴“出门见喜”,门前的树上贴“根深叶茂”。家里所有房子门上都要挂一个插香的牌牌。这一切准备好后,大人们就会在腊月三十晚和正月初一早虔诚地逐个烧香、磕头,顶礼膜拜。接下来续着插香就由我这个小不点去做了。
《朱子家训》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腊月三十晚,我们家其他人都在家里坐夜守岁,我得跟着大哥端着钱马盘盘去大房七叔父家拜“影”(先人)。“影”上最上面是曾祖父和曾祖母的画像,下来一字儿是他四个儿子和儿媳的牌位名讳。我的爷爷排行为四,在最后面。再下来空着的位置是留给我们父辈的。集体拜过“影”后,我们就成群结队按居住地挨个给父辈们拜年“辞旧”。所去的每家都备有酒菜,并由老人们给像我这样大的孩子们散核桃、枣之类。我们这个户族很大,这样的活动一直要持续到深夜。我们家因为居住稍微偏远,所以一直是最后一站。
第二早天不亮,大人们就会起来放炮,俗称“接神”。早上吃过臊子面,我又要跟着大哥去拜“影”和到户里各家去给大人们磕头,重复除夕晚上的活动,表示“迎新”。这样,给我们家左邻右舍的老人们磕头拜年就只能安排在正月初二了。从初一到初三这几天,村里按户族形成的拜年队伍相遇,也都会躬身作揖,互道祝福,“同喜同喜”,笑逐颜开,气氛一片祥和。
家乡过年时的禁忌和讲究可多。我记得的有:正月初一不能洒地,洗脸水亦不能滴在地上,说是犯了,家人会身上生疮。初一、初二不能扫院。正月初五要吃搅团,说是“炼穷气”;除了在大门外放炮,还要在厨房里放一枚炮,说是驱赶穷气。正月初七铁定要吃臊子面,说是“拉魂”,保一家人魂魄安全;晚上,除了给灶君敬三炷香外,家里有多少人,还要在灶君前另点燃多少炷香,并要看着它燃尽。惟恐那一炷半途熄火,预示不祥。从初一到初七,妇女们不能做针线活。正月十五元宵节,除了吃臊子面,还要蒸“牛犊”花馍。晚上,挑花灯,放花炮,并且要将“牛犊”花馍放在灯旁“看灯”。十六则要全家出行,名为“游百病”,祈求全家人一年四季身体健康,百病不生。二十日,家家户户要摊煎饼,谓之“补天”。二十二日,家家遍插谷草糜草,到了第二天晚上,再放在大门外点燃,家人依次从火上跷过。熄火后,用“骨都”或“灰把”敲打,口里念念有词:“要糜子哩要谷哩”,祈求五谷丰登。二月二这天,家里人要将元宵节蒸的“牛犊”花馍每人咬几口,谓之“咬虫”,防止一年中牙齿生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虽然带有很多迷信成分,但都出于良好的愿望,也让我知道了好多家乡的民俗风情。
三
我小时候特别听话,不惹事,但却发生过3次险情。
大约在1949年我7岁那年夏末,比我小1岁的堂弟金来约我到村南头的涝池里耍水。我从来没在涝池里玩过水,这次却二话没说,鬼使神差般一同去了。金来性子急,衣服一脱就下到水里。谁知这个涝池刚掏过不久,涝池边被掏成了斜坡,涝池底被掏成了“盆地”,边上水浅,里边水深。金来稍稍往进几步,就滑进了深水窝,全身即被淹没。他拼命在水里挣扎,一会儿能看见头顶那个小“帽盖”,一会儿就一点也看不见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大声呐喊,才等来本乡河滩里两个去县城卖完瓜的农民叔叔路过。他们见状,用手里的水担递到涝池中间,插在金来的胳肢窝里才勉强把他拽了过来。此时,金来已喝进不少水,眼睛僵直,肚子胀得像鼓一样。邻居那个小名叫毛娃的叔叔闻讯赶来,一按肚子,立即吐出好多水来,并赶紧跑回去告知四叔父。我吓得两腿直筛糠。生怕四叔父责怪起我,我将难辞其咎(实际是金来约我来的)。金来还算命大,经过医生调理,几天后缓了过来。我既侥幸自己当天没有急着下水,躲过了一劫,更谢天谢地,金来有惊无险,没有给我造成终生遗憾。但从此后我再也没有敢下涝池玩水,自然终生不会游泳。
我小时候就爱玩跳绳、跳格子、滚铁环、打砖头,等等,而且一学就会,在同龄人中技巧过人。但在一次打砖头时却发生了意外。那是1950年冬季,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村小学西南面的空地上玩打砖。我们站在西边,“目标”在东边,我手里的砖块已抛了出去,同村的小朋友马友忍(和我同岁)却猛地由南向北横跑过来。砖头不偏不倚,刚好砸在他的左鬓上,立即鲜血直冒。我被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幸亏他的六叔父恰恰路过,赶忙把他领到村子里的私人药房涂了些药,作了包扎后领回家。友忍家是个大户人家,讲究礼仪,此事不仅没有找我家的麻烦,而且没有告诉我家里的大人。几天后,父母和大哥才从别人口里得知此事,遂向友忍的爷爷、三叔(友忍的父亲当时住在县城)道了歉,并指责我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怎么不给家里大人吱一声,我自知理亏,无言以对。
大约是1951年春季,我一个人在学校练习翻单杠。翻着翻着,一只手不知是没有攥紧,还是时间长了,手有些麻木,竟然从单杠上滑落下来。起初,似乎还不觉得那里疼,但无论怎样努力,却站不起来。后来学校叫来父亲将我背了回去。经乡间医生检查,发现一条腿骨骨折了。家里人忙前忙后,请农村的接骨匠来家里给我接了骨,开了药。人常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在那几个月时间里,我只有一只脚能踩到地上,另一只脚和腿肿得厉害,根本无法着地。家里人给我端吃端喝,父亲背着我上茅房。在茅房里,我也只能一只脚踩在地上,半截身子爬在一条长凳子上大小便。好在治得比较及时,没有留下后遗症。
四
我小时候,家里已是个大家。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很多很多,所以我能玩的时间极其有限。从7岁开始,就跟着父兄们劳动了,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童年。
父亲终生务农,养成了吃苦耐劳的良好习惯和传统美德。我从小,他就要求我早睡早起,不偷懒,并手把手地教我干这干那。每年夏收前一段时间,家里种的3亩豌豆结了豆荚,看豌豆地,防止路人乱摘和在地里踩踏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我每天提上一小罐果叶茶水,拿两个馍就去地头的阴凉处尽职尽责地守护,直到天黑。夏收割麦时,家里或雇请麦客,或与邻里换工,地里的搂麦穗、立麦捆以及拉运装车时给大人们手里递麦捆也全是我的差事。赤日炎炎,我同大人们一样被毒火火的太阳炙烤着,直至近30亩小麦麦光地净。麦子收到场里,晒麦捆、摊麦场、摞麦秸,我都一直跟着。麦子碾打时,我除了要帮大人们拉牲口,戴笼嘴,拴套绳外,更得拿着接粪的笊篱用警惕的目光盯着牛屁股,一旦发现牛尻子要张开,便马上飞跑过去用笊篱接着。牲口刚进麦场,最容易拉屎拉尿,这时得格外小心。碾场中间,吆碌碡的大人发现牛要屙屎,也会吆喝一声,我亦会立马飞跑过去。有时,吆碌碡的大人不在意,牛就将粪拉在麦场里了。这时,父亲就让碌碡停下,教我左手拿笊篱,右手把麦杆(或麦草)一翻,将粪翻到笊篱里。但弄不好就会沾一手牛粪。起初我怕脏,但父亲似乎一点都不怕。他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有什么好怕的?手脏了,水一洗不就干净了?慢慢地,我也不怕了。
农家的农活是干不完的,有多少人似乎都能派上用场。我们家,就连我这个小娃也成了个离不开的人。夏收、秋收时,大人们会让我往地里送饭。摞麦草垛时,会让我在上面四处踩踏,这样麦草会摞得磁实。犁地、耱地、播种时,会让我牵着牲口,这样地犁得到,耱得细,播得匀。土壕里拉土时,会让我先去挖土,车一到,就有土可装。起牛圈时,会让我也搭手拿锨往推车上丢粪,这样起得快。即就是冬天放了寒假,除了做家庭作业,我也会掂上扫帚,提上大笼,在自家的苜蓿地里或野地里扫煨炕的草沫、树叶。正是在干这一桩桩、一件件农活的过程中,我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掌握了好多干农活的要领,逐步能看得来干活中的脚前眼后,深切感受到了父兄们务农的艰辛和不易。对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篇有了切肤的感悟。这些,对于我长大后的立世、待人、处事、工作,特别是长期做农村工作,和农民打交道,大有裨益。
五
1949年7月,长武、灵台两县解放,结束了兵荒马乱的岁月,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马寨村作为一个大村,除了七月七的庙会唱大戏和不定期的木偶、皮影演出外,村里过春节时的社火尤为火爆。地摊社火,马社火,踩高跷,等等,目不暇接。从正月初三到十六,天天锣鼓喧天,把人的心都敲热了。我也被裹挟进去,和马崇嘉、梁运来一起被化装成旦角演出地摊社火。村里有个长辈叫马汉儒,对古装戏懂得很多,导演地摊社火更是游刃有余。他不仅导演得好,还出演关云长、赵匡胤等红脸角色。那身段、脚步、手势、武功、动作都特别到位。在排练中,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的戏剧内容和情节。
记得有年春节,本乡孔头村的地摊社火到我们村来演出,实际上是来打擂台。一开始,对方就安排了一出挑衅性的节目《长坂坡》,试图来个下马威。马汉儒先生认为“来者不善”,马上安排马寨村演了一出《争先锋》,以表毫不示弱。孔头村接着又演了一出《断桥》,看来“剑拔弩张”,马汉儒先生又安排马寨村演了一出《斩蔡阳》。对方一看马寨村并不好惹,才又演出了《关公保皇嫂》之类的“文”社火,两家才趋于平静。马汉儒先生凭他对古装戏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经验“棋”高一筹,巧妙地安排节目,硬是将对方压得只好“求和”。从此,我才知道耍社火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和门道。
大约从1951年开始,村里过春节不但耍社火,还在几个回乡教师和中学学生的导演下,演出舞蹈、快板等,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我既参加跳舞,也说快板。特别是对快板能记得滚瓜烂熟,吐字也清晰,最受父老乡亲欢迎。
当时有个叫尚碎牛的小伙子,是邻村尚家堡人。其父去世后随改嫁的母亲来到我们村。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却非常有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其见啥说啥、出口成章的顺口溜真叫人拍案叫绝。每次演出,他都扮个丑婆娘,出去演独角戏。滑稽的动作,切人切事的内容,常令人捧腹大笑。村里人看他演出的热情,不亚于现在看黄宏、宋丹丹的小品。只要有他在,这晚的演出场面一定火爆。
他曾现场将马寨村的舞蹈演出队编成这样一段顺口溜:“藏民舞,要详端,一个胳膊脱了、一个胳膊穿。音乐家,高受命,胡胡(板胡)拉得特好听。后头紧跟个张仓升,嗡子(二胡)拉得有嗡声。教导员,朱轻轻(永兴的谐音),这娃长得怪聪明。……”还将辈份上他能耍得着的人调侃编成了快板马寨村的“八宝”。其中有:“第一宝,我某某爷家烧酒烧得好,陕甘两省都知道。第二宝,“恶霸”他妈当代表①……第三宝,‘水萝卜’,细长腰,瓜子脸,身段巧,油头粉面模样好,养下娃娃把车跑(赶马车)。第四宝,我把我某某哥家媳子叫表嫂。又心疼②,又快活,养下娃娃做木活。……第八宝,某爱莲,好打扮,上身子窄,下身子宽,走路就象簸箕煽”,等等。60多年过去了,我还能依稀记得,足见当时多么地脍炙人口。前些年,我曾意识到应该对他创作的那些民间“口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和抢救,但问知人已去世(此人后来迁回老家尚家堡),遂成为一件憾事。
马寨村村大人多,能人也多,文艺人才尤多。大约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又组织了个业余班子演起秦腔戏来。记得现代戏演过《小二黑结婚》、《血泪仇》等。古装戏演过《柜中缘》、《拾玉镯》、《走雪》、《杨三小》等。我也曾在其中充当角色。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声音有些沙哑,高音怎么也唱不上去,就此作罢。但那时村里那种热烈、奔放,群众兴高采烈的气氛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①“恶霸”是一位叫李治全的村民的绰号。②心疼,漂亮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