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耕读为本，以勤俭为德。

——施耐庵

我的家是渭北黄土高原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兄弟四人，他为老大，没有姊妹。在弟兄们中，数他最有文化，又特别能吃苦耐劳，庄稼行里的农活没有他不会的。

1942年父辈们分家，父亲分到2间厦房、1个空院子、十几亩薄田和1头牲口。

人常说：好男不图分家的产，好女不图陪嫁的衣。好在分家时，我的大哥、二哥已经出外当相公，两个人都精明能干。分家后，他们摆脱了大家庭的束缚，在商业行道里得到了一些发展空间。三哥后来完小毕业，也在县城的私人粮行里找上了一份差事。家里又有父亲的辛勤劳作，不几年功夫，就另置了宅基地，盖起了13间厦房，箍了4孔土窑洞，一家17口人有了比较宽松的住处，有了1辆铁轮车，1头牛，1头驴。还先后买了十几亩耕地，又典当了十几亩耕地（当当主手头有了钱或粮后，可再赎回去归自己所有）。这样，到1951年土地改革时，我家自家的本量地连同典当地共有旱地40几亩。那时候，粮食产量很低，亩产一般就是个150斤左右，与现在的亩产产出不可同日而语。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到处兵荒马乱的，为了安全起见，3个哥哥也都辞职在家务农。马寨村距离灵台县城和独店区公所都比较远，当时的县、区管辖起来有时也鞭长莫及，所以以往摊粮派款与别处比较，相对较轻。壮丁以往也多是按人丁情况提前指派，你是自己去当兵还是出钱雇兵顶替，尚可选择。但到1949年，国民党当局危机四伏，已不择手段。这年阴历7月的一天天下着雨，全家人都在家里。听到门外镇队副叫门，三哥去开门，门一开，即被捆绑，拉去当兵。一家人得知后，惶惶不可终日。

三哥在村保公处被关押两天后，要被送县。那天，我跟父亲一块到南城门口去看，只见几十个被抓的壮丁一个个都用绳子捆着，为了防止逃跑，又用一条长绳将他们拴在一起。那些押解壮丁的兵丁肩扛长枪，如凶神恶煞，喝一声五，唤一声六，要人们远离。

被抓壮丁的父母们眼见得亲骨肉要被拉去当炮灰，一个个号啕大哭，呼天喊地，撕心裂肺，泪流满面，真是凄惨。

三哥被抓后，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当天夜里，电闪雷鸣，她哭得竟昏死过去几次。父亲一次次掐着她的人中穴，才慢慢苏醒过来。壮丁们离村的那天，根本没敢让母亲去看。

三哥被抓后，一直被押送到宁夏银川。不久，银川即获解放。三哥被抓去3个多月受尽惊吓却安然无恙，安全回家，一家人十分庆幸。

1951年，马寨乡和马寨村进行土地改革。土改，对于我们家，可以说是两头睡觉不扯毡。既不会得到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这年，我已9岁，好多事情已能记得清楚。当时在村里两户地主家往出搬浮财和开斗争会的场面，至今也历历在目。

土改时定家庭成分是几下几上，三榜定案。每一榜都要郑重其事地公布在村子的中心位置——小学校南面的墙上，让群众观看。如觉得不公、不准、有偏差，则可向工作组及村农会反映。我家自有耕地人均低于全村水平，且父亲一直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所以，三榜定案，我家为中农成分。

土地改革过后，农耕文化根深蒂固的农村弥漫着一种“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情绪，或者叫空气。

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6年的初级社转高级社，大哥当过农业社的监察副主任，还被乡上安排在本乡上庄子村农业社当了几年会计。三哥当过本生产队的会计，二哥当过大队的保管员。

根据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精神，1963年以后，农村陆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中，又翻弄家庭成分问题。这时，听说马寨大队将土改时定成分的原始档案丢失，只好凭某些人的记忆说话了。当时的大队主要领导一口咬定我家为上中农成分。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进一步升级，上中农成分也往往被当作革命的对象，政治上的歧视更是显而易见。记得1964年冬，县上在相公公社龙头大队召开“打尖子、煞黑风”大会，大队支部书记就通知我大哥背着馍，顶着凛冽的寒风，跑30多里路去参加大会，接受教育。此事给我的心理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说到家庭成分，那个时候可真的太重要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几个人在长武亭口公社下乡时顺路到一社员家里小坐，这个社员的父亲就满脸得意地向我们炫耀：“我给娃再没留下啥，我就给娃留了个好成分（贫农）！”后从队里其他人那里得知，这个老头解放前吃喝嫖赌，家里踢了个精光，土改时自然被划为贫农成分。但事情还真像他所说，他家确实沾了好成分的光：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工作，一个只上了完小的女儿也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

我家的成分被人为地说成“上中农”，也可能影响到我的工作和进步，但我却不管这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在我所有的履历表、登记表、自传、入党申请书上的家庭出身一栏一直填为“中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