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回忆录之一--大江法律服务网官网-www.flfww148.com

1942年，我虚岁8岁，本来是正当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可是，父亲没让我去上学。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不愿让我去受奴化教育，只是在家中给我教《百家姓》、《三字经》、《朱子治家格言》、《千字文》等初级国学读物，母亲教我背《千家诗》。当时，我只知道日本人很坏，经常清乡、扫荡、奸淫妇女。大人教我们见了日本鬼子躲着走，特别是星期六、星期日鬼子放假，喝醉了酒，经常在大街上撒酒疯、闹事，尽量少出门，家里还算平静。可是“治安强化”开始，家中这种暂时的平静也给打乱了，临清河西农村是共产党陈再道、宋任穷的部队；河东农村是国民党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日本人只是固守县城，常去乡村扫荡。日本攻陷县城前，我母亲和姐姐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妇女救国会，经常上街宣传抗日、组织捐献、义演义卖、做军鞋等活动。“治安强化”就成了被清查的对象。我姐姐和我姐夫提前跑了，我父母上街买菜还没回来，家中只有我还没起床，日本鬼子和伪警察来清乡，把我连拉带扯的送进了日本宪兵队。平时我在街上玩耍，有几个日本小朋友常和我们一起玩，其中一个是日本慰安所老板的孩子，他也曾把我们带到慰安所里去，他母亲是一位穿和服的小个子女人，常拿糖果给我吃，她是慰安妇唯一的日本人，其它的慰安妇都穿着长裙，虽然也说日语，但却是朝鲜人，我们叫她们高丽棒子。因为接触日本小孩多了，我也学会了几句日语，就是这几句洋浜日语，给我帮了不少忙。抓进宪兵队后，伪军领着我到登记室登记，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啥。出了登记室一个当官的在院子里问话，旁边还站着几个日本宪兵。那个当官的用夹生中国话问我：“小孩，你的爸爸妈妈哪里去了？”我一点也不害怕，就用夹生的日本话回答他：“我的亚西米干货，他们的开路一马司，我的哇各啦。”意思就是我睡觉呢，他们走了，我也不知道。在场的日本兵震惊了，他们哇啦哇啦的笑着，还有一个日本兵把我抱起来，高高举起，后来才知道，他们高兴的原因，是庆贺日本奴化教育成功了，七、八岁的孩子都会说日语了。

目睹“阎王殿”的残酷刑罚

我被抓进宪兵队后，有个日本兵打开监狱的牢门，让我进去，门一打开，就是一股子臭味冲天，三间屋子，关着近百名受难的男女同胞，只有一张床板上睡着6个卖海洛英的朝鲜人，其余的人就是席地而卧，也放不下，人人面黄肌瘦，长着长长的头发，瞪着大大的眼睛，我一看就吓哭了，边挣扎边哭着往外跑。那个日本兵扯着我的胳膊，把我强行塞进去，另一个日本兵发了“善心”，示意把我留下，让我睡在他旁边的席上，原来这个日本兵有一个弟弟，长的很像我，他还拿出照片给我看，因他怀念家中亲人，才发出一点“慈悲心”。在宪兵队严刑拷打被抓的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一个镶金牙的高丽棒子（金翻译官）是有名的刽子手，他总提着一条皮鞭，看着谁不顺眼就是一鞭子，轻者是一条紫血印，重则皮开肉绽。除了用皮鞭，他们还用狼狗咬人，难友被咬得血肉模糊，哭叫声响成一片。两间洗澡间，就是他们用刑的地方，一条长凳将受刑的同胞捆在上边，蒙住眼睛，赤裸着上身，然后用大型水壶向嘴里、鼻子里灌凉水，不张嘴就往鼻子上浇，直到把人灌死，再拉到院子里，往肚子上踩，有时还两个人扯起脚，往外甩，直到把灌进去的水甩出来为止，残忍至极，目不忍睹。金翻译官还用燃着的烟头放在中国难友的脖子上取乐。进了宪兵队就等于下了十八层地狱。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以忘怀的烙印。

我能为难友们做些什么

临清宪兵队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靠南墙拉着铁丝网，里边养着很多兔子，我没事儿，就拔草喂小兔，我虽然不能走出大门，但在院子里比较自由，可以随意走动。当时正值夏天，酷暑难熬，监狱里就像一个蒸笼，难友们每天定时供两碗水，饥渴难忍。我走到监狱窗口，就有难友拍窗子，喊小弟弟，他们从窗缝里递出来的手绢、毛巾，我给他们用水洗一洗再递进去，日本人吃西瓜后，让我把西瓜皮喂小兔，我偷偷地把西瓜皮从窗缝里递进去，难友们连皮都吃掉了。从那时起，给难友们洗手绢、洗毛巾就成了我每天的一项工作。当然，这些都是背着日本宪兵偷偷干的。有一次，一个日本军官将抽的烟头没扔进垃圾罐，我捡起来，从窗缝递给难友，那些抽烟的难友你一口，我一口，最后连烟丝都给吃掉了，并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据我所知这些被关押进来的难友并不一定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好多就是普通百姓，有的是被坏人诬告，有的就是小商贩，还有的是早起溜弯的百姓，触犯了所谓戒严令。其中也有我认识的几个街坊邻居，有一个叫赵长荣的难友，是我姐夫的盟兄弟，他是京剧票友，演花旦，我看过他演戏。也不知犯了哪条法啦，被关进来受尽了折磨。出狱后，他跑到河西当了八路，解放后，他进了外交部，还当了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我被抓进日本宪兵队两个多月，家里人花钱托人活动，才把我赎出来，不久，陆续出狱的几位难友到我家，向我父母讲述我在宪兵队的所作所为，并向我父母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