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是卞之琳先生的名句。倘以此表达的画意诗情比况一般评章的视角与心态，想似无不可。
马骏英先生的诗集《闲情集》面世以来，曾得到圈中诗友的广泛认可与褒评，其中自是不乏三秦内外名家高手。像这样对个人篇翰之如此广泛关注，热情品题，想是不外两方面原因：一因其诗，再缘其人。诗者，有真情笃意方感人；人者，唯温良敦厚见人缘。
愚以为，对母文之图腾般的崇仰，是一种源自民族文化心理的情感驱使；而对古典诗文矢志不渝的推崇与偏爱，则是如此性情中人近乎基因般的不可动摇。无论现代白话文怎样铺天盖地而牢牢占据几乎所有实用文字表达领域，而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文章与话语体系，始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唯一渊源，且永远充沛、永远鲜活灵动而难以替代，亦无可替代。
回首世界泱泱文明史，之所以据说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而没有进入历史博物馆，这除了幅员、地缘、历史机遇等诸多因素，应该说，与我们拥有独特而根性的“语文”体系有着决定性的关系。虽然说，从背诵、对句再到八股文的制作的教育模式，机械而枯燥，陈腐与僵化，而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私塾教育与科举制更是弊端多多，了无生气，但正是如此令人百般诟病的文教与录仕形式，却不啻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第五大卓越贡献。而今天仍在谨慎沿用的“高考”制，不依然犹是当代版的“科举”？
也许正是由于文言文及诗词曲赋等文学体裁所代表的最高文学艺术形式的奇葩独秀，光耀寰宇，加之当今恶俗文化泛滥成灾而传统文化式微，始使良知未泯或各有所图的人们，掀起了真真假假的“国学热”。但无论其旨在制造感官效应也好，重形式而轻内涵的舍本逐末也罢，其客观上却都极具现实意义。至少，能够将祖宗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尊为“国学”而被假藉，在商潮澎湃、赝品辉煌的时下，就已经是很令人欣慰的文明迹象了。
鄙人是母语忠实信徒般的皈依者，既对文质兼美的现代诗文从善如流，尤对古典文学样式及其侍弄者向怀天然好感与同类的亲和，并对其精神贵族式的笃志守望与不懈追求投以敬意。
马骏英先生身出寒门，自幼失恃。下层百姓生活的单调与苦涩，辛劳与清贫，以及父老乡亲的坚韧与豁达，淳朴与宽厚；加之社会风云，世相百态，都在其耳濡目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些，为其诗词曲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底蕴和用之不竭的原始资料。而其从青衿到黄绶一路曲折的从政经历，也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阅历积累。无疑，这别一层面的直接经验，在其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方面，又提供了几多借鉴。至于解羁后之醉心于诗词曲赋创作，且颇有成就的主要原因，想是唯有志趣与执著。其次，责任感与担当意识自是不可或缺。因为，那才是诗的灵魂与脊骨。
2012年至2013年，先生曾被疾困年余，久治难愈。期间，其子女将其诗文全部攒积与整理，于是，便有了《<闲情集>评论集》（以下简称《评论集》）的成型。病愈后，先生对此集的付梓曾持否定态度。原因在于这些评章多褒赞有余而指摘不足，深恐贻笑于世。后来，在他人的建议和说服下，为不辜负诸吟友的一片忱愫之美，方最终勉允。
《评论集》共收录了42位诗友的48篇评论文章，以及百余首赠诗。其内容所涉基本涵盖了《闲情集》十大板块之抒发、针砭与情怀等三类文字。而其中针砭与情谊的表达则愈见先生之书生意气，文人情怀。而评论文章亦尤对亲情与针砭类的评论为最多。由是足见诗文之打动人心者，唯发自肺腑之真挚灼见、由衷情愫，而绝非奉迎献谄之时音媚语、柏梁浮文。
窃以为，就语言特点而言，李雄飞等先生的认知是比较中肯的。如“马骏英同志的诗词作品以率直朴厚、平易亲切见长，善于用平常语、普通词塑造形象，以对比手法增强意蕴。”（李雄飞《马骏英同志两首佳作点评》）再具体一些的表述，应该是李福荣先生的概括：“第一是中规中矩，恪守词律。第二是匠心独运，构思奇巧。第三是平易浅显，通俗质朴。”（李福荣《淡墨巧手绘锦图——马骏英<浣溪沙·太白山平安云海>赏析》）尽管是对一首词的赏析，但它的特点也正是马诗的特点。而散曲（含自度曲）是先生诗作长项的认识，则一无异议。如丁芒先生在《点评马骏英的自由曲<保姆絮语>》中所说的那样：“你有写曲经验，使你一写自由曲就达水平，真不容易。”
就整体之相对而言，南生桥先生等吟友对《闲情集》的概评应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而盛海耕先生等褒贬兼备之评则代表了学者的严谨与坦率。南文曰：“诗、词、曲、论之体皆备，赞、记、刺、怀之义俱全，国、家、天下之事尽有，亲、友、乡里之情洋溢。其篇有佳者，情有至者，对有妙者，句有警者，而所独擅胜场，则为散曲一体。”（《诗美情真“曲艺”高——马骏英《闲情集》试读》）而诸吟友之评论与赠诗，亦多以“刺”与“怀”为重心或总体论列，高屋建瓴；或择一而析，着意品藻，尽皆切中肯綮，峻笔游余，从容挥麈，情文俱佳。诸多篇章，都为作者之绮思精构，潜心而为，读来琅琅，多成美文。如齐惠琴女士的《<闲情集>里，诗思奔涌——读马骏英吟长<闲情集>随笔》，即或集或化《闲情集》诗句之精美韵文。其以女性特有的温婉与细腻，尽将《闲情集》的整体面貌予以全面展示，可谓文质兼美，堪称佳构。
一般说来，自古迄今，酬唱性或意在颂谀的诗文是少有佳作亦难引人重视的，尤其是言过其实的东西，更是难以得到普遍认可。而马骏英先生的一些“赞”、“记”类文字却不乏感人之作。比如，在20多篇有关抗震救灾和40余篇有关中国奥运诗作中，就有不少感人佳句。比如，“兵兵满贯呱呱叫，体操跳水芳姿俏。帆船赛艇冷门爆，蹦床射箭突然冒。举重羽球堪自豪，拳击柔道提前料。超美国谁不开怀笑。”对此，邢峰铎先生在对《[正宫·塞鸿秋]奥运感怀》评道：“唐朝诗人白居易主张‘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马先生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试想，中华民族从世所不齿的“东亚病夫”而一举“身强力壮”，夺得奥运头筹，如此之“华丽转身”，自虫而龙，无论怎么说，都该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天骄地傲，扬眉吐气！此事不歌，还歌什么？！
再如，“但求送去一份爱，早为灾民煮碗粥”等殷殷话语，切切深情，有谁读了能不为之深受感动？无疑，这种诗中情感是出于对祖国对同胞的博爱与大爱。也许，正是由于爱之深方憎之切，故其“刺”与“怀”的力作始得到广泛而由衷的赞誉。加之借助淳朴的口语语汇及比较娴熟的散曲语言技巧，故每每能够将此类题材发挥到相当的高度，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在代表马先生诗作最高水平的讥刺与缅怀诗里，被诗友评论最多的是《[正宫·塞鸿秋]某些机关作风》、《[正宫·叨叨令]孝子》、《[黄钟·刮地风]“诗人”出书》等，尤其是《江城子·悼念内子秀贤》和《[中吕·十二月带尧民歌]清明为亡妻扫墓》，竟有十多位吟友专做评章或再三提及。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佳作者，一如无言桃李，天上两曜。
正是：刺者，憎恶衍自忧患，针砭旨在发聩；怀者，亲情生于基因，至情出乎心底。鉴于有关“刺”与“怀”的佳评甚多，拙文恕不冗赘。以下，想就《评论集》中的批评言论再占用一点篇幅。
以诚恳态度实事求是地评论者，有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盛海耕先生等。盛先生说：“我最喜欢‘刺玫金针’和‘陕北民歌’两辑”。在谈到“刺玫金针”时，他说：“当今中国，可讽刺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但浏览报刊，讽刺诗竟然很少。这不正常，需要改变。你是改变这种现状的带头人之一。你当过多年县委副书记，是‘革命老干部’。老干部而写讽刺诗，更少，更可贵，更说明你对祖国、对人民爱得深，社会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强。”在对马骏英先生民歌称赞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对民歌的见地：“最要不得的，自然是毫无生活气息的东西了。没有生活气息，就根本不可能有时代气息。不管堆砌多少标语口号、时髦字眼，全没有用。就像一株树，根烂了，不管怎样打扮它，它也是一株枯树……更重要的，是生活真实问题，情思真诚问题。一切文艺作品都要讲究真实和真诚。民歌民歌，是人民大众的心声，老百姓的心里话，读者对其是否真实和真诚，尤为敏感。民歌而不能反映民众的真实的生活状况，甚至歪曲民众的思想感情，那就是假民歌。”
如此诤言，难得有闻。
而在直言批评者中，竟多是马先生的同乡好友，如冯向东、孟宗尧和张镇藩等诸位先生。在大陆文坛乱象纷呈的时下，一个长武小县，能够形成一支数十人颇具功力的诗词曲赋创作队伍，正是由于有如此良好文风的结果。而如此文风的形成，自是与以马骏英先生为核心的主力人物的大气与表率作用有着直接关系。在这方面，能够当面锣对面鼓“吹毛求疵”者，还有咸阳老年诗词研究会一干人等。对此，在白菊筱女士《马骏英先生<吟友集体改诗>赏析》中有着发自内心的褒扬——既赞其诗，尤重其事，读来让人感慨。
总之，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执著，乃永不枯竭之精神动力。为诗为事，概同一理。通观《评论集》，尽管在时下评章多华实失衡的情况下，但诸诗友尚能敞开心扉而或褒贬互见，或坦指其瑕，这是十分可贵的，应努力发扬光大，以促我国粹之承传与复壮。临了，不妨自“友人赠诗词曲联”中聊摘两首，以与马骏英先生及诸诗友共勉。
“笔卷风云几度春，韵里乾坤，句里情真。亲朋羡尔老精神，闲也狂吟，忙也狂吟。 白发犹知惜寸阴，敞了程门，乐了骚人。多年挥汗领新军，甜也开心，苦也开心。”（韩景明《[南南吕·一剪梅]读<闲情集>赠马骏英吟友》）
“道是闲来更见忙，人间百态入华章。是非善恶丑和美，铁是铁来钢是钢。”（于水《读马骏英先生<闲情集>》）。
高云峰 笔名槐山，1948年生，陕西永寿县人，祖籍河南登封。永寿县教研室教研员。陕西散曲学会理事、咸阳市老年书画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咸阳诗词》编委。 |
